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第111期）“十五五”时期的全球化新形势与中国经济发展

3 4 10 11 16 17 18 29 42 聚焦“十五五”时期的全球化新形势与中国经济发展,CMF宏观经济热点报告发布 11月23日，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11期）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十五五’时期的全球化新形势与中国经济发展”，来自政界、学界的知名经济学家余淼杰、刘青、屠新泉、胡捷、梁明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青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同时，强调“十五五”规划是实现党的二十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分阶段有步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需要，是有效应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新变化、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需要，是适应我国发展阶段性要求、深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建议》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 从国际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国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同时，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 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 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新课题；重点领域还有风险隐患。 基于这一背景，本报告在统一的框架体系内观察思考国际环境与国内发展两个方面，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一、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 二、我国贸易和产业特点 三、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优化调整 一、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 1、美国经济治理思潮的变迁 这些年来，所有人或许都曾提出过以下问题：美国究竟出现了何种状况？美国为何呈现出这般面貌？美国的政策为何是当前这样？其未来又将走向何方？针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意味着个人的决策与思考方向将截然不同——如果认为这仅是美国因特定总统个人因素导致的失常状态，那么或许数年后更换领导人便会有所改善；如果认为这是美国整体经济治理思潮发生的根本性转变，那么就会判断未来数十年将进入一种全新常态，而所有的决策方向都需随之调整。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审视美国经济治理思潮的变迁。对此，报告进行了简要总结。 美国经济治理思潮已明确呈现出三个发展阶段，当前是否已发生新的逆转、进入第四个阶段，值得思考。19世纪60年代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才真正形成完整且逐步统一的市场。在此阶段，美国采取的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模式。从华尔街崛起的历史中可清晰看出，当时处于完全自由市场竞争的状态，包括垄断、兼并等行为。这一阶段大致持续至20世纪20年代，期间美国GDP增长了7倍。但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研究发现，20世纪初美国的不平等程度达到了历史峰值，全国约1%的人口占据了全国40%以上的财富。 这种彻底的自由放任主义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即“大萧条”时期。“大萧条”爆发后，自由放任主义束手无策，无法终结危机，即便时任总统胡佛试图通过市场主义的手段应对“大萧条”，最终也未取得任何成效，反而使局势愈发严峻。此时，美国开始进行反思，进而进 入经济治理思潮的第二个重要阶段，即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的典型特征是“国家干预主义”，通过政府全方位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其中包括各类社会救济措施。如今美国的诸多社会机构，涵盖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社会救济机构及房贷机构等，均诞生于这一时期，后来的“两房”（房利美与房地美）最初也起源于“罗斯福新政”阶段。在西方经济治理体系中，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属于异类，其理论基础实则为“凯恩斯主义”，这是对美国第一阶段经济治理思潮的根本性逆转。 这一阶段持续至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出现了滞胀现象。在正常的自由市场环境下，滞胀本不应发生，因为经济停滞、经济萧条时期通常不会出现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一般发生在经济过热时期。此时，若刺激经济增长便会加剧通货膨胀；若要治理通货膨胀，实施紧缩政策则会加剧经济萧条。因此，“国家干预主义”治理模式面临难以摆脱的巨大困境。此时，美国经济进入第三个重要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时期。里根上台后推行“里根经济学”，同期英国则有撒切尔夫人执政。这一阶段的核心模式为“新自由主义”，具体举措包括实施大规模减税、削减财政开支（尤其削减社会福利领域的财政开支），大幅下调公司税与个人税。如今美国的诸多税收基本格局，正是从里根时期的减税政策开始奠定的。在这一时期，美国相对快速地摆脱了滞胀困境，经济也实现了较为快速的发展。但亦有大量研究表明，当前美国的收入不平等与贫富分化问题，其根源便始于里根时期。经济学家皮凯蒂的研究发现，当前美国财富分配格局的起源，正是里根时期的大规模减税政策，且自此时起，美国的贫富分化局面便未能再扭转。这一阶段持续至21世纪10年代，即金融危机爆发前后。金融危机只是市场各类矛盾无法通过内部调节加以解决而出现的集中爆发，与此同时，伴随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推行及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社会陷入高度分裂状态：一方面是国内社会的分裂，另一方面是政治斗争的激化。最终形成的局面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社会分裂、收入分化、政治极化，进而导致民粹主义崛起，2016年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便是这一趋势的代表性事件。 在美国历史上，前三个阶段的划分及前两次治理思潮的逆转是极为明确的。当前我们需思考的问题是：如今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各类治理模式，是否标志着美国经济治理思潮已进入第四阶段，或是迎来了又一次新的逆转？ 本报告认为，美国经济治理思潮已进入全新阶段，即第四阶段。美国大选为此提供了充分的现实验证：特朗普上台后卸任，由拜登接任，此后特朗普再度当选，形成民主党与共和 党的执政轮替。从中可清晰观察到，政府对经济实施大规模干预并非某一位总统的个人决策——即便过渡至拜登执政时期，也没有发生任何转变，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及社会政策的核心方向实则一脉相承。由此可见，美国经济治理已重新偏向“国家干预主义”，从这一角度而言，美国已迎来经济治理思潮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未来，保护主义或国家干预主义的色彩将愈发浓厚，市场自由程度会被削弱。这种变化必将对全球、其他国家及微观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深远影响。对此，无论是学界、政策界还是企业界，均需形成清晰认知，不可再秉持“刻舟求剑”的思维。 2、当前主要国家经济政策正在发生巨变 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也正在发生巨变，典型如下。 美国通过一系列立法和行政措施，强化产业政策引导，旨在重塑其全球竞争优势。2025年3月，成立“美国投资加速器”，旨在简化超过10亿美元投资的审批流程；《大而美法案》体现了其在财政政策上的战略性调整等。 德国通过全面的税制改革，提升其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2025年7月生效的《即时税务投资计划法案》引入了加速折旧措施，分阶段调降企业税率的清晰路线图。从2028年起，企业所得税税率将从现行的15%起逐年调降，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至2032年最终降至10%，为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大力强化对研发活动的激励力度，修订后的《研究补贴法案》扩展了可申报费用范围。 英国发布《现代产业战略》明确了未来十年的产业发展方向，聚焦八大高增长行业。2025年6月，重点关注先进制造、清洁能源、数字与技术、金融服务、生命科学、创意产业、国防及专业服务等领域，并为每个行业制定专属的十年发展计划。高度重视人才与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投入大量资源加强国家创新能力。 加拿大通过“购买加拿大”政策，强化国内产业供应链韧性，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意大利则通过战略性投资关键赋能技术，重点支持特定技术领域和地区发展，提升产业长期竞争力。2025年10月底，意大利企业和意大利制造部公布了7.31亿欧元的资助计划。 日本将经济安全视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经济对策草案提出将船舶、无人机、人造卫星、火箭零部件、呼吸机和磁传感器新增为“特定重要物资”，由国家承担其稳定供应所需的部分费用。 上述一系列政策变革呈现出四个典型特征： 一是发达经济体的新政策呈现出明显的产业导向性和选择性，聚焦特定战略领域，各国不再采取普适性的产业支持政策； 二是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成为发达经济体经济政策的核心关切，推动供应链布局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与效率并重； 三是产业政策与财政政策深度融合，财政手段成为实施产业政策的重要工具，其顺周期性更加显著，反映了各国政府对全球化竞争态势的严峻判断，即长期结构性风险已经超越了短期周期性风险，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首要考虑。背后是国家经济治理模式深刻变革：宁愿加剧短期周期性风险，也要解决长期结构性风险； 四是创新驱动与人才竞争成为政策发力点，各国竞相加大研发投入与人才引进力度。 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既包括地缘政治竞争与经济安全担忧，也包括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各国面临技术竞争与产业升级压力。 3、世界贸易与发展模式发生系统性改变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发展模式已出现系统性变化，具体表现为各国出口依存度均呈下降趋势，即全球范围内，出口占GDP的比重已开始下行，无论是全球整体还是各个主要国家，均更加依赖内需。全球价值链生产模式的各项指标在金融危机之后也处于整体下行阶段。我国也不例外：2006年之后，我国出口依存度持续下降，经济发展逐渐转向内需驱动。这表明，全球贸易增速已低于GDP增速——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贸易增速始终高于GDP增速，而2008年之后这一格局已发生逆转。 4、全球化进程本身具有周期性特点 全球化不是线性发展，工业革命以来就是波浪式发展。最早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伴随两次工业革命兴起，此后因各类体系脆弱性暴露，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全球化进程陷入停滞。 二战之后，全球化进入制度化阶段，当前各类全球化规则与体系，基本均在此后逐步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化实现了持续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进程再度进入调整期，不再保持高速推进态势，甚至出现一定回落，进入全新发展阶段。因此，我们不能以过去40余年所见证的全球化进程为依据，研判其未来发展方向，而应立足更长的历史视野，认识到过去半个世纪的线性发展，仅是历史长河中的阶段性过程。基于上述认知，我们可对全球化新形势形成系统性、长周期的理解。 5、外部环境变化危、机并存 在有利影响方面，一是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刺激政策在短期内可能通过拉动全球需求，对我国出口产生积极影响。二是发达国家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客观上会加速全球技术进步，知识溢出。三是发达国家推动供应链多元化过程中，我国凭借完善的产业体系，可成为输出方，获得一定的便利。 在不利影响方面，一是发达国家在关键技术领域的保护主义倾向，加剧我国技术获取难度，增加创新成本。二是各国都希望抓住新科技革命机遇，纷纷出台市场与产业保护措施。三是全球经贸规则面临重构，经贸秩序不确定性上升，环境恶化。四是全球贸易需求相对下降，国际市场空间越发拥挤、竞争越发激烈。 二、我国贸易和产业特点 1、中国贸易成就斐然 自1978年改革开放、1992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