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供给侧改革回顾——日本篇

1. 日本“供给侧改革”改革背景

   • 宏观经济压力：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经济受“两次石油危机—日元升值—贸易摩擦”三重压力，GDP增速从8.8%降至3.9%。
   • 钢铁行业困境：供给端粗钢产量在1973年达峰值1.19亿吨后需求回落，成本骤升，设备开工率低于70%，企业亏损，行业停滞。

2. 供给侧调控政策落地

   • 行政性去产能阶段（1978-1980s）：
     • 通过《特安法》认定萧条产业，政府出资收购并报废落后设备（拆解炼钢能力550万吨，费用220亿日元）。
     • 允许企业结成生产限制联盟（卡特尔）稳定价格。
     • 配套《离职者临时措施法》提供失业救济。
   • 市场化转型阶段（1987-2000s）：
     • 《圆滑化法》（1987）转向企业自主申请支持，标志政策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
     • 《产业再生特别措施法》（1999）建立“企业主导、政府激励、市场出清”框架，纳入技术转移、僵尸企业重组等内容。
   • 企业自发调整（21世纪后）：
     • 关停高炉与工厂整合（如新日铁2020年关闭广岛吴钢厂，2021年再减产1000万吨）。
     • 兼并重组（1970年新日铁成立，2001年JFE合并，2012年新日铁住金成立，CR4从68.9%升至88.8%）。
     • 海外布局（向亚洲、美洲转移低端产能，聚焦高附加值产品如汽车板、特钢）。

3. 政策效果

   • 产能去化：高炉数量从60座减至25座，产能指数从1980年的124.8降至2025年的88.5。
   • 市场集中度提升：CR4持续扩大，钢铁行业利润率超泡沫经济时期，R&D投入占比高于设备投资。
   • 产品与出口：聚焦高附加值产品（占全球特钢专利申请71%），出口以板材为主，支撑单价提升。

研究结论：日本通过行政干预、市场化转型与企业自发调整（关停并转、兼并重组、产品升级、海外布局），成功化解了80-90年代产能过剩问题，实现行业转型与高附加值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