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周度观察：置身之外：美联储的政治立场与宽松倾向

美联储政策立场在大选年是否存在“宽松主义”倾向？经验并不支持这一“常识”。在1955年以来的17个大选年中，美联储货币政策利率有升有降。大选年似乎存在“紧缩主义”倾向。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与非大选年相比，大选年美联储货币政策似乎没有什么不一样。 法律意义上，美联储仅需对国会负责，但美联储不是在“政治真空”中做决策。在既定的政策方向上，美联储确有可能面临“择时”的政治约束，即尽可能地避免在大选投票（11月）前后突然转向。所以，白宫对美联储政策的影响虽不能说忽略不计，但也不宜被夸大。可以说，白宫与美联储在“距离产生美”方面形成了默契。 或者说，不能将大选年美联储的宽松倾向纯粹归因于政治影响。大选年政治与政策不确定性地抬升是客观存在的，这一不确定性必然会增加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剧金融市场的震荡，从而要求美联储政策做出反应。美国的经验是，在政治极化和候选人势均力敌的状况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EPU）会上升了28%。 本世纪初以来，美联储的“宽松主义”倾向是客观存在的。这体现了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无论从政策利率的趋势、相对于中性利率的水平，还是从“落后于曲线”的程度上看，美联储货币政策似乎都有一种“宽松主义”倾向。因为，不同群体在经济衰退中受到的负面影响和在经济繁荣中获得的收益有较大差异，延长复苏周期有助于降低贫富分化。 这次有何不同？通胀仍是主要矛盾。开年以来，美国“去通胀”进程慢于预期，CPI通胀已经连续两个月超预期。结构上看，原油是整体CPI反弹的主要动力之一，考虑到低基数效应，3月或进一步向上拉动CPI同比。核心通胀同比下行趋势仍在延续，但已经放缓，因为非租金核心服务通胀已经开始反弹。租金通胀或在8月前后见底反弹。 2024年，适时降息仍是美联储政策的基准假设。综合考虑经济与政治因素，6月或7月首次降息或是美联储的最优选择，全年降息2-3次。但这并不是没有条件的，过度宽松的金融条件将增加后续通胀的不确定性。实际操作中，上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