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政策研究系列之四：从“无尽的前沿”到新的黄金时代：美国科技战略变化及其影响

美国科技战略正从以出口管制、投资限制、合作审查等“外部限制”为主，转向“外部限制”与“本土科研体系重构”并重。未来中美科技竞争的关键变量在于美国能否以内部制度提效缩短“实验室到工厂”的周期；中国宜以算力、能源、制造、人才、资本为五大着力点补短板、强闭环，并在开放合作与安全审慎之间保持平衡。

1945年《科学：无尽的前沿》确立的是“政府资助+大学主导基础研究+企业商业化+开放知识共同体”的社会契约；2026年《科学：新的黄金时代》则明确宣告“线性模型不再成立”，主张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工程迭代、制造工艺与数据基础设施递归循环。政府角色从“资助者”转向“架构师与组合管理者”，资助重心转向个体科学家、X-Labs、ARPA式组织和Golden Ticket等多元机制。

美国科技战略正从以出口管制、投资限制、合作审查等“外部限制”为主，转向“外部限制”与“本土科研体系重构”并重：通过国家使命牵引、资助机制改革、多元科研组织、AI科研基础设施和“发现—制造”重新打通，提升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能力的闭环效率。

美国相关体制调整若聚焦任务型科研和工程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从实验室到工厂的转化效率；但预算波动、政治因素干扰等，也可能影响其基础研究连续性和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对我国而言，一方面，中美科技交流合作环境变化可能推高部分领域基础研究的外部协作成本。若美国强化“科研—制造”全链条布局，我国工程化相对优势可能面临收窄压力。另一方面，国际人才格局调整可能为我国引才聚才提供潜在空间，外部环境变化增强我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的内生动力；我国与有关国家在第三方市场合作、联合研发等方面也仍有拓展空间。

中国应从“应对外部封锁”转向“体系能力建设”：自主可控从点状替代走向产业闭环；以中试平台和工程化体系补齐“科研—产业”断点；升级科技金融结构，补足股权资本和长期资本；精准承接华人科学家回流，探索“离岸创新平台网络”；深化科研评价改革，用“产业真问题”牵引基础研究。中长期应聚焦算力、能源、制造、人才、资本五大战略着力点，形成协同能力。

未来中美科技竞争的胜负手，不是谁先发布某一最强模型或单点参数领先，而是算力、能源、制造、人才、资本能否形成协同。产业上应重视AI底座与算力基础设施、科学仪器与科研平台、先进材料与制造工艺平台，以及具身智能、工业机器人和工业数据平台。

中国R&D支出持续增长。2025年中国R&D支出达到3.93万亿元，较2020年的2.44万亿元增加1.49万亿元，五年累计增幅约61%。同期，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比重由2020年的6.0%升至2025年的7.08%，虽在提升，但仍明显低于主要科技强国15%以上的水平。

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在2024、2025年分别为8.9%和9.4%，显示制造与应用场景仍是中国科技竞争的核心支撑。

未来几年，中国的中长期应对策略，可归结为对算力、能源、制造、人才、资本五大关键能力的系统性强化。围绕五大着力点，本文提出六个战略方向：方向一、二聚焦制造能力的闭环与工程化，方向三聚焦算力—能源底座，方向四聚焦资本结构，方向五聚焦人才承接，方向六聚焦贯穿性的科研评价制度保障。

未来最重要的，不只是终端应用，而是基础设施型赛道。其中，至少四个方向值得高度重视。第一，AI底座与算力基础设施。第二，科学仪器与科研平台型工具。第三，先进材料与制造工艺平台。第四，具身智能、工业机器人与工业数据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