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最新对华政策在经贸领域出现降温,通过下调芬太尼相关附加税、延长高关税暂停期限等方式缓解部分出口压力,但保留10%互惠税率并转向《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维持高关税政策连续性,试图将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在分层结构中。在科技领域,美国并未松动对华竞争框架,而是从“科技+贸易战”向“科技凡尔登战役”转变,政策操作由“小院高墙”式封锁模式改为尖端科技领域封锁和市场占领齐头并进。具体特征包括竞争维度向上提升,寻求“主权收益”;“分层脱钩”取代“全面切断”,控制技术使用场景与数据流向;科技同盟策略成为新抓手,构建排他性体系。在区域安全领域,特朗普亚太政策呈现有限收缩、强化威慑的态势,提出“西半球优先”与本土安全优先,但在第一岛链强化对华军事威慑能力,要求亚太盟友分担制衡中国的责任。在南海、中日关系等问题上表现相对克制,中美在两军与执法方面互动为稳定两国关系增添积极因素。美国国会对华政策未同步调整对华姿态,反而呈现“逆势强硬”态势,通过关键性立法、跨委员会协同、听证会造势等多重手段,在涉华议题上构建制衡行政权力的“防火墙”,持续推进大国竞争。
报告指出,美国在科技领域并未松动对华竞争框架,而是从“科技+贸易战”向“科技凡尔登战役”转变,政策操作由“小院高墙”式封锁模式改为尖端科技领域封锁和市场占领齐头并进。具体特征包括竞争维度向上提升,寻求“主权收益”;“分层脱钩”取代“全面切断”,控制技术使用场景与数据流向;科技同盟策略成为新抓手,构建排他性体系。美国通过精准脱钩、跨委员会协同发力、拓宽对华竞争边界等措施,试图在技术和资本层面与中国形成法律高墙,并构建全方位遏压态势。这种策略旨在通过控制关键技术流向和使用场景,实现对华技术优势的持续巩固。同时,美国也在寻求与盟友合作,构建排他性科技体系,以孤立中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发展。这种新特点表明,美国对华科技竞争将更加激烈和复杂,中国企业需要密切关注相关政策变化,并积极应对。
特朗普政府的亚太安全政策呈现有限收缩、强化威慑的态势。一方面,提出“西半球优先”与本土安全优先,减少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资源投入。另一方面,在第一岛链强化对华军事威慑能力,要求亚太盟友分担制衡中国的责任。在南海、中日关系等问题上表现相对克制,避免过度刺激地区局势。同时,中美在两军与执法方面互动为稳定两国关系增添积极因素。这种政策调整反映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收缩,但并未放弃对中国的战略制衡。美国试图通过强化与盟友的合作,构建对华包围圈,同时保持一定的军事威慑能力。这种政策调整对中国企业的影响需要密切关注,特别是在涉及地区安全稳定的领域。中国企业需要加强与盟友的合作,提升自身竞争力,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挑战。
美国国会未同步调整对华姿态,反而呈现“逆势强硬”态势,通过关键性立法、跨委员会协同、听证会造势等多重手段,在涉华议题上构建制衡行政权力的“防火墙”,持续推进大国竞争。具体措施包括:谋求对华科技精准脱钩,构筑中美技术与资本法律高墙;跨委员会协同发力,施压并塑造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拓宽对华竞争边界,构建全方位遏压态势。这种做法表明,美国国内主张遏压中国的力量仍在集聚并发挥影响力。国会通过立法和监督手段,试图在特朗普政府之外形成对华强硬的合力,进一步加剧中美关系的紧张程度。中国企业需要密切关注美国国会动向,特别是涉及技术和资本流动的法律法规变化,及时调整自身战略以应对潜在风险。
报告指出,中美关系在釜山会晤后呈现较为平稳的状态,但基础仍然相当脆弱。美国当前缓和对华关系的行动多为战术性的,由具体利益形成,并呈点状分布。美国国内主张遏压中国的力量仍在集聚并发挥影响力。特朗普访华是继续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机遇,但需要更全面地盘点中美关系,包括经贸、政治、外交、安全问题和人文交流等。美国能否真正与中国相向而行,还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如美国特殊的决策环境、国内政治斗争的干扰以及特朗普本人短期谋利特性的限制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中国企业需要密切关注中美关系的变化,做好应对各种风险的准备,并积极寻求合作机会,以维护自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