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关系将再度成为宏观逻辑主驱动，历史背景和特朗普2.0团队关税政策倾向是主要原因。外部环境滋养贸易战形成，国际贸易格局演变经历了从全球多边贸易主义到区域贸易主义，再到双边贸易主义的转变。美国战后的经济和贸易优势，以及区域贸易的繁荣发展，一定程度上是对多边贸易的一种补充和推动。内部诉求孕育贸易争端，美国官方对贸易战的解释主要包括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市场准入壁垒、产业政策和政府补贴等方面。美国国内意识形态的转变，特别是“铁锈地带”的衰落，以及全球化冲击下制造业的衰落，导致美国社会内部的分裂加剧，最终体现在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以及美国居民对逆全球化的强烈诉求之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成为矛盾外化的目标，新一届特朗普政府成员绝对忠诚、保守主义、对华鹰派，特朗普2.0与特朗普1.0的差异与升级，预示着新一轮中美贸易战的可能性较大。
复盘2018-2019年中美贸易战1.0的进程、节奏、细节，贸易战始于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的不满，并迅速升级为一场涉及关税和多轮谈判的重大经济冲突。第一轮冲突中，美国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主要针对高科技领域，中国迅速反击，对等加征500亿美元美国商品的关税。第二轮冲突中，美国扩大关税范围，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中国对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第三轮冲突中，美国对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中国随即对价值76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征收5%-10%不等的关税。尽管关税不断升级，双方也加紧谈判，最终在第一阶段协议上达成共识，标志贸易战暂时缓和。
“贸易战六年”中国出口成绩单显示，产能、份额优势领先，结构、技术逐步升级，但利润、价格传导乏力。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不降反升，反映出中国企业在积极进行产业迁移，主要通过海外投资设厂和转口贸易两种形式进行。中国企业转口贸易的主要合作国家集中于墨西哥、越南、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等新兴国家。尽管美国对中国平均关税在过去六年不断上升，但中国脉冲指数计算信贷的增量占GDP的百分比，衡量了信贷部门对于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显示出逆周期政策成为必然。
“贸易战2.0”展望，情景演绎和影响量化分析基于GTAP模型。情景一：60%对华关税+高额全球普遍关税，对全球经济增长有更显著的拖累，大类资产配置以避险型资产配置范式为主。情景二：对华40%平均关税+低额全球普遍关税，预计对美国的影响将较情景1相对温和，大类资产配置或再次出现US-Exceptionalism的范式。基准情景：潜在贸易摩擦阶段性时间节点分为三个阶段落地，依次对制造业中间品、资源品与终端消费品加征关税。特朗普贸易战2.0将显著抑制中美经济增长，情景一：中国对美国出口将降低42.8%，中国出口总额降低8.5%，中国实际GDP下降1.2%，美国实际GDP下降0.4%。情景二：中国对美出口将降低45.6%，中国出口总额将降低12.3%，中国实际GDP下降1.8%，美国实际GDP下降0.5%。人民币在经贸关系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呈非线性变化、应提升汇率套保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