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技战略经历了显著迭代,从1945年《无尽的前沿》侧重基础研究转向2026年《新的黄金时代》服务国家竞争。科研体制从线性模型转为非线性迭代,政府角色从资助者变为战略投资人,大学地位下降、科研主体多元化,开放合作转向国家安全优先的严格审查。这一转变提升了任务型科研与工程化效率,但也挤压了自由探索空间,加剧短期功利化风险,并导致人才吸引力下降、全球科研合作降温。
AI成为美国科研转型核心动力,推动科研范式重构。政府与硅谷科技巨头深度绑定构建战略利益共同体,加速自身科技竞争力。AI大模型成本优势、工程化量产能力等领域成为关注焦点。这种转型提升了科研效率,但也导致全球科研合作降温,基础研究国际协作成本推高,工程化优势面临收窄。
美国科技战略对我国带来压力与机遇。投资机会包括聚焦AI、半导体、量子科技、核聚变等全球科技竞争核心赛道,关注AI大模型成本优势、工程化量产能力等领域布局。同时,关注我国科研体制改革、中式平台建设、科技金融结构优化、民营科技企业创新活力激活等方向。这些领域有望在竞争中找到突破口。
当前科技市场存在多重风险。美国盟友协调出口管制,我国高端制造、关键原材料领域外部合作空间收窄,供应链安全面临挑战。中美科研合作持续收缩,阻碍基础研究协同创新与成果共享。海外高端科技人才回流不及预期,关键领域人才供给存在缺口。此外,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科技金融改革推进缓慢,硬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偏低,这些问题需持续关注。
本报告重点分析了美国科技战略从《无尽的前沿》到《新的黄金时代》的演变及其影响。报告指出美国科研体制、政府角色、科研主体和合作模式的转变,以及AI在科研转型中的核心作用。同时,分析了美国战略对我国科技竞争、基础研究、工程化能力等方面带来的压力和机遇,并提出了相应的投资线索和风险提示。报告强调关注AI、半导体等核心赛道,以及我国科研体制改革、科技金融优化等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