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石问“K”系列三：分化的源头

核心观点

• 长期分化：资本回报率r持续高于经济和人口增长率g是长期分化的主要原因，不平等程度更像是“U”型，而非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所描述的阶段性现象。20世纪上半叶的短暂收敛是战争破坏资本后的特殊产物，随着21世纪经济与人口增长放缓，r>g的状态可能难以自行逆转。
• 收敛机制有条件：市场收敛机制并非无条件成立，需要满足城镇化推进、要素流动成本降低、全国市场一体化成熟等前提条件，而这些前提条件在实证经验中有时候会失灵。技术变革、资产价格分化会进一步放大分化。
• 技术变革加大分化：技术变革在就业、企业和地区三个维度均体现为分化：就业结构极化，工资差异扩大；行业集中度上升，“超级明星企业”诞生；高技术产业发展更集聚在核心地区，形成“核心-边缘”格局。
• 资产价格放大分化：家庭财富变化主要由房地产和股票的涨跌驱动，不同群体资产持有结构差异导致资产价格冲击影响不同。富人更受益于股市上涨，中产和底层受益于楼市上涨，但后者在2007年后逆转，导致财富不平等大幅上升。
• 财政能“减速”但不能“逆转”：各国的二次分配均明显降低了基尼系数，但矫正能力是发展水平的函数，高收入国家的政策效果好于中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由于财政收入规模小、税收结构累进性弱、转移支付瞄准不足等问题，再分配力度有限。

关键数据和研究结论

• Piketty理论：资本收入份额上升可能由资本收益率r的上升或资本存量相对于国民收入β的上升导致。在长期稳定状态下，资本存量/国民收入比等于净储蓄率与人口增长+人均产出增长的比值，因此储蓄率高而经济增长缓慢的国家，资本存量将相对其收入而言庞大，导致财富集中。
• 中美案例：美国收入不平等对数偏差MLD的存量更多来自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单靠城镇化率或难以自动收敛。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主要在部门内部，城镇化率影响或有限。
• 技术变革影响：美国1970年代计算机革命后，工资差距扩大，技能溢价上升。就业结构呈现中等技能岗位收缩、高技能和低技能岗位扩张的“U”型。OECD国家企业层面微观数据显示，全球多要素生产率增长几乎完全来自前沿企业，非前沿企业增长接近于零。
• 资产价格影响：美国底层50%人群持有约一半的住房财富，顶层10%人群长期持有超过90%的股票。1971-2007年间，楼市跑赢股市，中产与底层受益；2007-2016年，股市跑赢楼市，富人受益。
• 财政再分配：世界银行基于CEQ跨国数据，发现财政在所有国家都降低了不平等，但力度随发展水平系统性递减。高收入国家通过直接税和转移支付，在缓解一次分配不平等层面效果更好。中等收入国家更依赖间接税，累进性存在结构性上限，且支出端被低效普惠补贴消耗。
• 政策启示：低收入国家应扩大收入总量、建设社会安全网、发展健康税，并投资于征管能力以培育个税和财产税。中等收入国家应以精准转移对冲间接税的累退性，保留宽税基间接税以筹资，同时配以瞄准的直接现金转移，并以累进性健康税补充财源、逐步扩大个税和财产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