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东亚韧性：探索动荡时代的中日韩合作路径
中日韩合作机制化的重要性
中日韩合作机制化程度高，发展潜力大，具有清晰的历史脉络。1997年，三国领导人首次为应对危机应邀出席东盟首脑非正式会议，形成“10+3”合作机制。1999年，三国启动“10+3”框架内的合作。2003年，三国领导人发表《中日韩推进三国合作联合宣言》，标志着机制化合作开始。2008年，三国首次独立于东盟框架之外举行领导人会议，签署《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进入自主合作新阶段。2011年，中日韩合作秘书处挂牌，三边合作进入常设化与项目推进阶段。2018-2019年，三方在RCEP框架内对接及“中日韩+X”试点项目进一步扩大合作领域。2020年后，抗疫合作与全球公共卫生议题成为新的合作焦点。2024年5月，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隔四年在韩国首尔举行，同意落实《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推动三国合作机制化。
现阶段，以首脑会议为核心，中日韩已形成21个部长级会议机制和70多个各类合作机制，并开展了100多个实际合作项目。合作取得积极成果，惠及三国人民和各自发展，对世界与地区亦有重要意义。
- 经济与产业：三国经济总量大，产业分工深，合作具有“乘数效应”，能放大区域稳定和市场恢复力，为全球供应链提供更稳健的支撑。
- 制度与治理：三国在数字治理、贸易规则和技术标准等领域具有互补的制度资源，通过三边平台进行技术性协商与规则对接，可以减少治理碎片化的负面影响，并为区域内外的制度协调提供范本。
- 危机应对与安全沟通：三边机制在缓冲误判、构建沟通渠道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构成东亚地区稳定性的重要支撑点。
- 功能性合作：公共卫生、环境治理、能源与气候应对、老龄化社会治理等议题成为三国积累合作惯性的切入点，形成可观的互信资本。
- 规则与技术标准协调：三国在这些领域保持高频率的交流与对话，能降低制度真空带来的不确定性，有助于在技术变革中保持产业互补与市场连通。
从“经济互补”走向“制度互信”：中日韩合作的未来路径
当前全球经济政治环境充满不确定性，中日韩合作要从“经济互补”走向“制度互信”，需通过构建多层次的合作网络，在经济上强化韧性，在政治上增加信任缓冲，在制度上形成可持续机制。
- 经济层面：以产业协同与新兴领域作为突破口，优化产业分工，加大对新经济领域的投入，推进市场开放，探索新的合作增长点。三国可率先实施完全累积的原产地规则，增强区域经济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积极探索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和科技创新等领域的合作。
- 制度层面：把功能性成果与制度安排紧密结合，推动合作机制化建设，发挥秘书处积极作用，重启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设计长期的人员交流规划，促进留学与就业便利化。
- 政治层面：加强地区与全球性议题上的政策协调，建立有效的对话机制与常态化磋商渠道，在维护地区稳定与解决区域热点问题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 社会与文化层面：加大人员往来、物资交流及各类社会与文化项目的投入，重视青少年交流与教育互访，打造可持续的人文互信网络。
东盟经验对中日韩合作的启示
东盟经验为中日韩提供了若干可借鉴的制度与实践路径。
- 机制发展过程：东盟经历了从松散的地区协商到较完备制度化的长期演进，说明制度化是长期累积的结果。
- 制度性要素：东盟的“差异化与包容性”合作方式、“多层级常态化机制”和“软法+逐步制度化”的路径值得被中日韩重点吸收。
- “+”机制：外向型的“+”机制既能放大区域资源，也能提供问题解决的外部支撑，关键在于维持“中心性”与规则主导的秩序。
基于此，东盟经验对中日韩合作的启示包括：
- 坚持原则“差异合作”与渐进式一体化。
- 建立并强化多层级常态化会谈与秘书处功能。
- 在关键领域推进制度化安排。
- 重视软法与行为准则的建构。
- 加强对外包容性考量。
地区韧性与未来中日韩合作
面对动荡时代，强化东亚地区韧性、增强中日韩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至关重要。
- 构建经济韧性：加强区域制度升级与对接，注重全球规则体系的修复与区域规则协同，构建“CJKA 供应链韧性平台”，注重多元主体的参与与落地路径的现实性。
- 提升政治韧性：恢复并加强高层政治领导力与政策协调机制，拓展与强化中日韩合作秘书处（TCS）的职能范围，优先推动低政治敏感性的议题合作，加强民间、学术和青年交流，推动构建更具效力和协调性的地区安全合作平台，构建以技术对话与规制协调为核心的沟通机制。
- 优化制度韧性：整合和强化已有机制，重点推进非政治领域的功能性合作，推动中日韩三边关系制度化，建立定期峰会和部长级会议，强化高层交流，重启第二轨道外交，制定中长期合作愿景，推动共识形成与制度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