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宏观经济发展报告

核心观点： 今年4月政治局会议召开，宣布今年7月在北京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作为今后五年甚至十年施政方针和工作重点的风向标，二十届三中全会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5月23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锚定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为本届三中全会指明了重点方向。 我们认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一轮方案的谋划绝非从零开始。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经济体制已经取得的一系列进展和成果，2023年4月以来，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已经召开五次会议，涉及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对外开放、农村改革等多方面议题。本文我们尝试从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议涉及的部分重点议题出发，结合近年来经济领域重点问题改革成果以及当前经济形势，讨论下一步可能的部分改革举措。 第一，进一步激发民营、外资企业信心与活力，后续可能会重点推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或可关注强化基础制度建设与法治保障、扩大市场准入范围、提高各级政府服务意识与能力、落实好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 第二，针对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我们认为可以关注省以下分税制落地、减轻地方政府支出责任、推行事权和支出责任明细单、加强地方财力稳定可预期程度、地方税收来源优化、个人所得税进一步规范等。 第三，完善利率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其他要素市场化改革，可关注利率市场对政策的引导信号；以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占比提升作为结果导向相关政策；水电、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 第四，完善新型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较为优先的抓手或在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实施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推广。围绕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可关注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市场化经营体制机制、健全制度保障等方面。围绕农民财产权益的核心可关注承包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制度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完善。 我们认为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向高水平迈进，中央与地方、省以下政府间事权财权匹配的进一步优化，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核心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都将有助于在新时期促成新型生产关系和形成，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风险提示：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不及预期；国际宏观经济贸易环境超预期走弱；国企改革不及预期；信用事件集中爆发。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研究什么议题、作出什么决定、采取什么举措、释放什么信号，是人们判断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施政方针和工作重点的重要依据，对做好未来5年乃至10年工作意义重大。而当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并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主要从经济、城乡、社会、文化、法治、生态等多方面具体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提出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等多个任务。 图表1：十一届至十九届三中全会召开时间及中心议题和会议重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全会提出的一项重大理论观点。同时会议提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今年4月政治局会议召开，宣布今年7月在北京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市场对本次三中全会的改革重点较为关注。5月23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锚定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这为本届三中全会指明了重点方向。 我们认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一轮方案的谋划绝非从零开始。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经济体制已经取得的一系列进展和成果，2023年4月以来，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已经召开五次会议，涉及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对外开放、农村改革等多方面议题。本文我们尝试从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议涉及的部分重点议题出发，结合近年来经济领域重点问题改革成果以及当前经济形势，讨论下一步可能的部分改革举措。 图表2：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历次会议 1.基本经济制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关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全面深化 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任务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指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同向发力，提高人民收入水平。 我们认为，民营企业市场化程度和资源配置效率相对较高，从我国16个省份以及全国2022年数据来看，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越高，其人均产出也往往更高。而构建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就是在“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之间寻求平衡，重点一则在于制度、体系建设——完善产权保护、现代企业制度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二则在于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公平准入、市场定价，支持以民营经济为代表的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图表3：2022年16个省及全国人均GDP与民营经济占GDP比重 实际上2012年以来我国民营经济持续发展，民营企业数量和产值不断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较2012年的1085万户翻了两番，增长至4457万户。全国工商联数据显示，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在2012年已经超过了60%。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2015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脚注）完成额增速一直高于全社会投资增速；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也不断上升，2015年5月达到阶段性高点的65.4%。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日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繁荣城乡市场、扩大社会就业的重要力量。 除了民营经济与民间投资，外商投资也得到较快发展。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称，201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达1.26万亿美元，比2013年下跌8%。中国2014年吸收外资规模达1196亿美元（不含银行、证券、保险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口径为：扣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三资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中外商独资及控股企业后的数据。 领域），同比增长1.7%，外资流入量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商务部数据显示，我国实际使用FDI资金（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值）在2013年-2022年连续10年维持正增长，2021年同比更是达到14.9%。 图表4：全社会和民间投资同比及民间投资占比 图表5：中国FDI和对外投资同比（%） 2023年，国内经济恢复呈现波浪式发展、曲折中前进特征。但也要看到，受国内房地产市场调整、国际贸易环境逆风的影响，我国民间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明显放缓。 2023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分别为-8.8%、9.9%和-6.2%，增速均不及同期全社会投资同比数值。外商直接投资也在2023年同比转负至-8%。2024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长略有回暖，但外商投资增长仍在下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民间投资增长0.5%，而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 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民间投资增长7.7%，民营经济发展有所回升，民间投资潜力得到释放。但一季度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人民币值）同比下降26.1%，降幅较去年进一步扩大。 图表6：民间和全社会固投第一、二、三产业同比（%） 在此背景下，中央对鼓励民营经济、推进对外开放等作出进一步指示。2023年4月召开的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指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要着力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障碍；2023年7月通过的《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促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意见》，指出要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顶层设计，深化贸易投资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扩大市场准入，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完善服务保障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综合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2023年7月以来国务院、发改委、国办等发布多份意见，从优化发展环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强化法治保障等多方面入手，为民营经济实现更大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并将在交通、水利、清洁能源等领域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投资。对于吸引外商投资，提出要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持续加强外商投资保护、扩大市场准入，提高外商投资自由化水平。 图表7： 今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有效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障碍，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4月30日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我们认为进一步激发民营、外资企业信心与活力，后续可能会重点推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或可关注强化基础制度建设与法治保障、扩大市场准入范围、提高各级政府服务意识与能力、落实好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 2.财税体制改革：财权与事权进一步匹配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议题下提出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制改革和地方税体系、理顺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关系这三大问题。而在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中，也讨论了进一步理顺统一税制和分级财政的关系、理顺中央和地方职责关系，以及预算决算监督管理。 2019年9月，为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国务院印发《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提出三项主要改革措施，一是保持增值税“五五分享”比例稳定，即中央分享增值税的50%、地方按税收缴纳地分享增值税的50%。二是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三是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以拓展地方收入来源，引导地方改善消费环境。 图表8：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收支中地方占比 图表9：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和中央、地方“两本账” 2013-2023年，财政的“两本账”中，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地方占比在85%以上，2022年上升至86.4%，而同期地方收入占比在54%上下波动，未明显上升；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地方占比在95%上下波动，而地方收入占比在94%上下波动，并且一直低于支出占比。地方职责相对较多，而财税收入能力差异较大，加之央地税收分成，地方财政收支缺口逐年扩大。2023年地方两本账收支缺口扩大至14.9万亿元，比2013年的4.3万亿元提高两倍以上。 弥补地方财政收支缺口，一则需要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二则需要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等进行筹资。但要看到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能力受自身收入所限，无法覆盖地方财政收支缺口的增长。2017年后中央转移支付占中央两本账收入比重明显增加，2022年上升至98%，明显高于2013-2017年平均68%的水平。2017年后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收支缺口的比重出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