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专题报告：韩国经验启示录，第二次人口转型与低生育率陷阱

第二次人口转型与低生育率陷阱 韩国经验启示录 核心结论 一、生育率的持续下行已成为难以逆转的全球化趋势 少子化已成为全球普遍趋势，其中韩国的低生育问题最为严重。2021年全球总和生育率已下降至2.27，接近2.1的世代更替水平。目前多数发达经济 分析师 边泉水S0800522070002 13911826169 证券研究报告 宏观专题报告 2024年01月21日 体已出现不同程度的少子化问题，其中韩国的低生育率问题最为严重，2022年以0.78的总和生育率全球“垫底”。 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球少子化的共性原因也随之改变。1）第一阶段：婴儿死亡率下降抑制家庭生育意愿，节育措施的推广延长生育时间的间隔，二者共同驱动总和生育率由过去的6-7回落至3-4。2）第二阶段：根据人口学家考德威尔的财富流理论，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家庭财富的流动方向发生逆转生育行为由“投资”转变为“消费”。同时，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 的提升也使得生育的机会成本明显增加，家庭倾向于减少孩子的数量并提高孩子的“质量”。在此阶段，总和生育率将向2.1的世代更替水平回归。3）第三阶段：VandeKaa等（1987）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型”理论，认为个 体主义的发展和家庭观念的转变使现行婚姻制度受到较大冲击，传统家庭功能被逐渐瓦解，进而总和生育率持续下行，最终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二、少子化趋势下，为何韩国生育率全球垫底？ 东亚经济体“压缩式”工业化发展模式下，生存优先级高于生育。与多数东亚国家类似，韩国仅花费数十年，就完成了早期发达国家经历几个世纪才实现的工业化进程。“压缩式”工业化不仅意味着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国家的产业结构也会发生急剧转变。这一层面的转变得益于“后发优势”，但与东 亚传统的文化理念和婚姻家庭观念造成了冲突。 劳动力市场内卷导致工作时长不断增加。韩国财阀主导的经济体制下，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工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此外，韩国稳定的雇佣制度也在亚 洲金融危机后逐渐走向崩溃，造成韩国“正规职”和“非正规职”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愈发激烈，韩国人均工作时长在OECD国家位居前列。 韩国养育子女成本高于其他主要国家。据育娲人口测算，在韩国将一个孩子抚养至18岁所花费的成本约为人均GDP的7.8倍，远高于新加坡、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由于该国劳动力市场激烈过于竞争，父母不得不增加对子 女的教育投入，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少生优育成为家庭的理性选择。 高房价和家庭债务负担也是造成韩国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亚洲金融危机造成韩国大量人口失业，受低利率环境和消费文化的影响，不少低收入群体成为加杠杆的主力。由于居民收入恢复速度较慢，无力偿还债务的民众越来越多。2022年韩国家庭债务占名义GDP比重已高达107.7%，多数国家则保 bianquanshui@research.xbmail.com.cn 宋进朝S0800521090001 15701005636 songjinchao@research.xbmail.com.cn 联系人 张馨月 15625292560 zhangxinyue@research.xbmail.com.cn 相关研究 4季度动能放缓，稳增长力度仍需加大—2023 年4季度和12月经济数据点评2024-01-17 “降息”预期落空怎么看？—2024-01-16政策扩张力度有待提升—2023年12月金融数据点评2024-01-13 出口延续正增长—2023年12月贸易数据点评2024-01-13 通胀边际回升—2023年12月通胀数据点评 2024-01-12 持在70%以下。韩国独有的全租房制度则助推房价上涨，进一步加剧家庭债务负担。过快上涨的房价明显抑制韩国家庭的生育意愿,根据韩国国土研究院发布的报告《住宅价格上涨对出生率下跌的影响研究》，房价每上涨10%，将导致未来7年总和生育率减少0.14。 性别不平等程度较高明显抑制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尽管韩国教育领域的性别差距正在收窄，但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依然较为严重。目前韩国的 性别工资差距已经位列OECD国家之首。性别不平等将提高女性的生育机会成本，为应对劳动力市场的挑战，韩国职业女性普遍选择推迟婚育年龄，造成生育率进一步下滑。 此外，韩国政府的人口政策转向过慢，错过了最佳的政策介入期。上世纪60年代，韩国曾出台节制生育政策，到2003年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19，被认为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在此之后，韩国政府开始采取措施鼓 励生育，但韩国民众的生育意愿在上述因素影响下已回落至较低的水平。尽管此后韩国将人口政策总体规划的执行视为国家头等大事，在鼓励生育方面的财政投入颇多，但也并未逆转少子化的整体趋势。 三、韩国长期少子化有何影响？ 从供给侧看，少子化将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进而拖累经济增速。韩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已于2016年见顶后回落，2022年已降至71%左右。一方面劳动力供给不足将直接抑制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长期少子化导致的人口老龄化也将降低社会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资本要素不足也会拖累经济发 展。 从需求侧看，少子化对消费需求存在一定抑制作用。从韩国经验看，自1998年落入低生育率陷阱以来，韩国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增速中枢整体回落，2011-2021年增速均低于5%。 少子化可能导致经济重心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长期少子化将导致难以逆转的人口老龄化，进而增加社会总体养老需求。养老产业以服务业为主已有研究普遍认为人口老龄化会促进第三产业占比的提升。 从韩国经验看，少子化将加大社保体系和财政负担，同时可能引起公共服务短缺。目前韩国养老金支出占GDP比重逐年提升，同时由于老龄人口得到的税后转移支付相对不足，老年贫困的问题也较为严重。此外，韩国很多偏 远地区的学校因缺少生源而纷纷关门。长期少子化还可能影响国防安全，韩国军事人力管理局官员预计，韩国2032年起将面临兵源不足的难题。 此外，少子化可能增加企业用工成本，抑制创新活动。劳动力供给的相对短缺可能推动薪酬上涨，长期少子化造成的劳动力老龄化也意味着雇主需要对工作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对雇佣成本造成压力。此外，韩国企业通常采取内部研发，这意味着创新需要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员工储备。由于中小企业缺乏资源优势，在人才吸引力方面也与大企业存在明显差距。随着未来劳动力短缺的情况日益加剧，中小型企业的科技创新实力或被拖累。 风险提示：人口预测数据不准确，少子化对供需两端影响机制及传导路径不清晰，对鼓励生育政策作用理解不到位。 索引 内容目录 一、生育率的持续下行是难以逆转的全球化趋势5 1.1少子化已成为全球普遍趋势，韩国低生育率问题尤为严重5 1.2全球少子化的共性原因：从“人口转变”到“第二次人口转型”7 二、少子化趋势下，为何韩国生育率全球垫底？10 2.1劳动力市场内卷导致工作时长不断增加12 2.2养育成本高昂13 2.3高房价和家庭债务负担14 2.4性别不平等15 2.5人口政策转向过慢17 三、韩国长期少子化有何影响？19 3.1韩国少子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19 3.2韩国少子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20 3.3韩国少子化对企业部门的影响20 四、风险提示21 参考文献22 图表目录 图1：全球总和生育率情况对比6 图2：各大洲总和生育率变化情况6 图3：全球前20经济体总和生育率变化情况（以2022年GDP总量排名）6 图4：2000年后韩国出生率迅速降至全球较低水平（‰）7 图5：韩国女性结婚率与平均生育年龄7 图6：韩国2021年起转入人口负增长阶段7 图7：全球第一次人口转变历程8 图8：非洲国家婴儿死亡率和出生率持续下降8 图9：全球女性预期受教育年份逐步与男性持平9 图10：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幅度较大（%）9 图11：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型（‰）9 图12：1960-1990年韩国工业部门增加值占GDP比重迅速上升10 图13：韩国经济增速与总和生育率同步“下台阶”11 图14：“压缩式”工业化发展期和成熟期韩国人均GDP增速较高11 图15：韩国高等院校入学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11 图16：韩国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工资收入差距较大（万韩元）12 图17：韩国外债占GDP比重和韩元汇率12 图18：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失业率迅速上升13 图19：韩国财富不平等程度加剧13 图20：韩国全年实际工作时长位居OECD国家前列（小时）13 图21：韩国养育成本高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14 图22：韩国本科入学率超过70%14 图23：韩国家庭债务负担持续上升14 图24：2022年韩国家庭债务负担高于多数主要经济体14 图25：全球主要城市房价收入比与总和生育率负相关（2021年）15 图26：韩国主要城市房价收入比与总和生育率负相关（2022年）15 图27：韩国性别不平等程度16 图28：韩国女性高等教育入学率高于男性（%）16 图29：韩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持续低于OECD国家平均值16 图30：2022年韩国性别工资差距位列OECD国家之首17 图31：性别工资差距与总和生育率负相关（2022年）17 图32：韩国生育政策调整历程18 图33：韩国婴儿死亡率和出生率同步下降18 图34：韩国出生性别比一度失衡18 图35：韩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见顶回落19 图36：韩国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增速中枢回落19 图37：韩国养老金支出占GDP比重不断增加20 图38：韩国人口抚养比已超过0.420 图39：韩国研发支出强度高于多数发达国家（2021年）21 生育是维系人类族群正常繁衍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现如今，生育率的下降已成为全球普遍趋势，由此引发的少子化问题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均有体现，有的已经列入公共部门重大议事日程之中。在众多少子化国家和地区中，韩国生育率下降速度之快全球罕见，是研究少子化问题无法回避的经典案例。在本篇报告中，我们将围绕韩国低生育率的成因这一核心问题，从全球共性视角和韩国特性视角两个维度进行剖析，并进一步探究，在韩国生育率快速下行的50余年中，其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哪些值得关注的变化。 一、生育率的持续下行是难以逆转的全球化趋势 总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TFR）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育龄女性平均生育的子女数，是国际上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之一。通常情况下，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 的世代更替水平，即一对夫妻平均至少要生育2.1个子女，才能保证人口规模不变。 1987年，VandeKaa和R.Lesthaeghe等人口学家为解释欧洲生育率为何普遍下降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提出了“第二次人口转型”（TheSecondDemographicTransition）理论1。该理论从社会文化视角阐述了人口转变背后的逻辑，其认为随着个体主义的实现和家庭观念的转变，婚姻与生育之间的关联正不断弱化，传统的家庭功能被进一步瓦解，进而导致总和生育率降低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 然而，部分国家在总和生育率降至世代更替水平下方后，情况并未好转，生育率甚至迭创新低。针对这一现象，2005年奥地利学者鲁茨再次提出“低生育率陷阱理论”，其认为一旦总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那么扭转生育率下行的趋势将变得相当困难，韩国即是典型 的例证。 1.1少子化已成为全球普遍趋势，韩国低生育率问题尤为严重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生育率普遍下降，少子化已成为世界人口发展的重要趋势，到 2021年全球总和生育率已接近2.1的世代更替水平。随着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少子 化迅速成为全球的整体趋势。全球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4.89持续下降至2021年的2.27，已接近世代更替水平。从主要经济体来看，2021年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66、1.52、1.30、0.81和1.16。目前欧美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基本保持在1.3-1.7这一区间，韩国、日本和中国等东亚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则在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