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和市场体制

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因为制造业是工业的躯干、经济的基础、民生的保障，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一环。 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制造业发展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自2011年以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2006年时达到32.5%的峰值，自2011年开始逐年降低，2020年降到26.3%，9年时间里下降了5.8个百分点。 全球主要工业国家如美、德、日、法、意、英、韩等，制造业比重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都是在迈入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发生的。与这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比重从达峰到下滑，幅度明显更大，速度明显更快。 另一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中国制造业在品种和质量上还存在多方面不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高端高质产品不足。很多产品属于低端低质，在性能、可靠性、寿命、良品率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往往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二是同质化竞争严重，细分市场的开发不足。同一制造业门类从业企业数量众多，但缺乏专业化基础上的分工协作，容易陷入同质竞争。一旦哪个行业处于风口，大量制造业企业往往一拥而上，形成低水平重复，最后导致恶性竞争、产能过剩。 三是关键技术被“卡脖子”。对于制造业许多关键环节中的核心技术，我们没有掌握、受制于人，很多产业链容易被人“一剑封喉”。 四是缺乏引领国际的高端品牌。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存在大量的低端加工，缺少高端品牌以及相应的市场渠道优势。一个品牌往往需要十几年时间的专一专精才能得到市场认可，建立起畅通有效的营销渠道，而中国每年创立上千万家企业，很大一部分都在五年内倒闭或者转行了。数据表明，美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是8年，日本是12年。相比之下，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只有3年，自然难以建立起品牌效应。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判断： 一是国家在经济发展迈向发达国家水平的过程中，制造业占比会逐步下降，但不宜下降得过快过早，至少应该等到整个国家人均GDP超过1.5 万美元后再逐步下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这一标准，就出现了制造业比重下降的现象，接下来要着力延缓下降趋势。 二是相对于中国国情而言，制造业占比不宜过低。无论如何，制造业比重在2035年前不能低于25%，在2050年前不能低于20%。再加上10%左右的采矿业、电热气水和建筑业，整个第二产业应该在2035年前保持在35%以上、在2050年前保持在30%以上，不能走美国等国家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不足18%的极端。 三是在制造业占GDP比重达峰并开始逐渐下降时，为保持工业发展的势头，务必加大研发投入，使创新能力成为工业制造业的第一动力。就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保持研发投入超过制造业产值的3%-4%，保持“从0到1”基础研究创新投入占总研发投入的20%以上，保持制造业创新领先的独角兽企业占资本市场市值的30%以上，是制造强国的标志现象。 四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伴随着一定比例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占GDP比重逐渐下降过程中，与制造业有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应逐渐增大到50%-60%。当这四方面条件都满足后，以“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生产性服务业”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实体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达到65%左右。这个时候，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就有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将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走向全球第一。 现代化产业体系除了要“稳定”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还要积极“进取”。只有进有所取、进有所成，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我们现在在一些领域受制于人的境地。 为此，我们要在产业链、供应链等产业组织层面有新的迭代升级，有更高质量的产业体系，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主动，才能发挥中国作为最大规模单一市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优势。为此，我们未来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努力实现新进展、新突破。 一是要以产业链招商打造产业链集群。要从过去招商引资就项目论项目的“点招商”模式向“产业链招商”模式转变，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元级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 从此次疫情的应对看，那些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集群自成体系的地方，恢复起来要比那些两头在外、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地方要快、要好。这种集群化生产模式降低了从全球采购零部件所带来的风险，在疫情时期更突出显现了其竞争力。 要努力推动形成三种集群—— 一种是制造业上中下游的集群。比如说汽车产业，一辆汽车有上万个零部件，要形成支柱，就要把上中下游原材料、零部件产业、各种模组的百分之七八十都实现本地化生产。 另一种是促使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形成集群。当几个同类大企业在同一个地方落地后，上游的原材料、零部件配套产业既可为这家龙头企业服务，也可为那家企业服务。这就有条件把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落户，形成集群。 最后一种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形成集群。新产品开发过程中，会有很多从事研发、设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应用等生产性服务业的企业为之配套，这就涉及创新链条的延伸。 有条件的地方应该积极创造条件，促进此三类集群。 二是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补链、扩链、强链。要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实施“补链”“扩链”“强链”行动计划，实现更高层次的水平分工、垂直整合。 针对我国相对薄弱的物流、保险、工业设计、金融科技、数字经济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大力度吸引优势外资进入，补齐供应链的短板，即“补链”；利用业已形成的贸易关系，将产业链上下游优势企业导入，形成产业链高度集成的新布局，即“扩链”； 推动现有优势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即“强链”。 推动补链、扩链、强链，同样是为了形成更高水平的产业链集群。这种产业链集群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可以通过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的内循环，保证产业链集群的健康发展；当国外市场复苏的时候，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产业集群规模，提高发展质量，通过加强区域产业链合作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这既有助于我们防范和应对类似新冠肺炎疫情这种因天灾导致的全球“断链”风险，又因为产业链集群本身形成了巨大市场份额，可以有效阻遏未来在某些关键领域被人“卡脖子”的风险。 三是要培育并形成一批既能组织上中下游产业链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制造业龙头企业。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实际上在全世界形成了一个十分突出的产业能力——对复杂产品的组装能力。 这类高技术的复杂产品的总装厂固然仍停留于微笑曲线的中间，与掌握着“三链”的跨国公司相比，我们所在的中间环节的增加值不高。但也不要小瞧了这一能力，因为它是成百上千的企业组成的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这一能力的背后，是对企业管理水平、供应链组织能力的集成，也是我们不可多得的一大优势。这种能力的形成一方面与“产地销”和“销地产”模式分不开，另一方面与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产业配套能力、高素质的熟练工人队伍以及日益精进的科研开发能力是分不开的。 过去，跨国公司在中国建了不少合资的汽车主机厂、手机组装厂、笔电家电组装厂。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很多内资企业已经学会了这种大规模制造和管理能力，为我们培养内地自己的“富士康”、培育新时代的制造业龙头企业打下了基础。 四是要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的“链主”企业。微软公司、谷歌公司、苹果公司是生态主导型企业的典型例子。 以苹果公司为例，它已经是一个“无部件制造商”，是一个以其知识产权为基础组织全球价值链的特殊商业组织。苹果公司不直接生产苹果手机，却凭借其拥有的专利、商标、版权、品牌、产品设计、软件、数据库等在生产前和生产后组织、管理和经营着全球产业链的标准、供应链的纽带和价值链的枢纽，主导着整个苹果产品的“生态圈”。 当前，中国在部分领域已有此类企业出现，比如华为，我们要倍加珍惜：一是要用中国大市场为这类企业推广其应用、迭代其技术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二是鼓励这类企业树立全球视野，植入全球化基因，通过搭建国际交流、项目合作和市场开拓平台，帮助这类企业在全球开展知识产权、行业标准的布局。三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生态主导型的“链头”企业的共性特征，是在底层技术上形成自主知识产权。支持此类企业发展壮大，强化其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从根上对其竞争力形成有效保护，这方面需要持续加强。 五是谋划和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这是新一轮产业变革制高点。产业链集群化真正的主战场，在于一些世界性的、具有万亿美元级别市场规模的耐用消费品。 事实上，全世界每隔20-30年就会有四到五种有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进入千家万户，成为风靡一时的消费主流，不管在中国还是亚洲其他地区，还是在欧洲、美国，都是如此。比如1950—1970年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1980—1990年是空调、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21世纪以来的二十年是手机、笔记本电脑、液晶电视、汽车等。这些产品的市场规模往往超过万亿美元级，哪个国家、哪个城市能够把这些产业发展起来，就会在国际竞争中走在前列。 当下，就应该抢抓未来的“四大件”“五大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从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入手打造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就是这个意思。 今后二三十年，能够形成万亿美元级别市场的“五大件”大体上包括以下五种：一是无人驾驶的新能源汽车，二是家用机器人，三是头戴式的AR/VR眼镜或头盔，四是柔性显示屏，五是3D打印设备。要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主动出击，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总之，建设以实体经济为重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稳中求进”，不仅能构建中国本土的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链体系，而且还有一批能在全球布局产业链、供应链的龙头企业和链头企业。这是我们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根本之道。 图片 全面深化改革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图片 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什么是高水平？我理解，核心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有与民营的关系两类问题，进而放大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优势和红利。 首先，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明确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十大对此再次强调。新征程上，我们要围绕这两句话继续深化改革。 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方面，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已经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仍有不少亟待完善的地方。 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二十大对此再次做出强调，并加了“充分”两字。那么，这个“充分”和“决定性作用”如何体现？ 我认为，着重体现为二十大报告中的两句话：“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事实上，围绕这些内容，近年来党中央都有重磅文件发布。其中，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重在破除阻碍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健全要素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重在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连通、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等。 要通过这些市场基础制度的完善，进一步持续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展，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科技创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