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汇丰前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20230314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汇丰前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2023-03-143月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月份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较上月回升2.5个百分点至52.6%，创下2012年5月以来新高。2月份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回升6.3个百分点至52.4%，为2021年5月以来首次回到荣枯线以上。“春节以来经济活动逐步回暖，而且比大多数人预期的恢复速度还要快。”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汇丰前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表示。但这个结果对他来说，并不意外。2022年12月份，在大多数观点普遍认为，实现5%的增速目标都压力重重的时候，他就提出要争取6％~7%的GDP增速：一方面是源于合理判断——如此才能真正让市场主体能够感知到变化，实现稳预期；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实可能——不管从短期还是长期看，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都被低估了。 乐观不代表没有挑战，需要实实在在的政策支持才能实现经济整体好转总目标。重振内需、托底地产、扩容基建——很多政策都在推动之中，屈宏斌认为这些都很重要，但他进一步指出，支持制造业投资应该成为重启经济的主要抓手，“现阶段对制造业的政策支持，利当前、惠长远。” 1.整体好转不是说了就能实现，而是需要市场主体有真实感知，这样的话才能真正恢复信心，实现稳定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年的经济增长应到达让大多数市场主体感受到收入有明显改善的水平。2.现在大家有恢复正常生活的强烈愿望，经济数据也开始活跃，但我们绝对不能低估了这种疤痕效应，也就是说，千万不能认为只要靠市场主体的自我恢复，经济就可以实现整体好转的目标了。3.政府不要居高临下，要真正找到根源，然后从根源着手去化解，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真正的挑战是要尽快及时落地，要推出让市场主体能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受惠措施。4.政策要精准投放，向制造业投资倾斜，短期内扩大了投资需求，同时创造了新的就业，进而扩大消费；长期来看，加快发展之后，会助推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5.不要一说产业升级就要高大上，把眼睛放在头顶上，成天盯着全世界最尖端的。传统产业升级也大有可为。 最重要的是让市场主体实实在在受惠 Q：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国内生产总值5%左右的增长目标，结合今年以来的经济运行情况及相关指标表现，你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是怎样的？ 屈宏斌：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政策目标，虽然没有定量，但已经定性，就是特别强调要“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什么叫好转？有人说2022年GDP增速是3%，比这个数字高就算好转，这就过于表面化了，为什么？因为去年属于特殊情况，本来年初定了5.5%，但由于疫情反复和俄乌冲突——这些都是不可预期的意外因素，所以最后是3%，这是1978年以来的第二低点，因此不能完全以此为参考基数。 另一方面，整体好转不是说了就能实现，而是需要市场主体有真实感知，这样的话才能真正恢复信心，实现稳定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年的经济增长应到达让大多数市场主体感受到收入有明显改善的水平。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今年的经济复苏应该说是好于预期的，而且比大多数人预期的恢复速度还要快，比如制造业PMI（采购经理指数）和服务业PMI都出现了明显改善；另外，春节期间的出行数据、电影票房数据，甚至包括税务票据等高频数据，都间接反映了春节以来的经济恢复情况。 所以最近各机构都在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从4.4%调高到了5.2%。 这也反映了大多数人在疫情过后，对恢复正常秩序的强烈渴望。这个趋势、这个苗头还是很乐观的。 Q：有顶层的政策目标，有市场和民间的内心渴望，但也有现实的困难和挑战。 屈宏斌：当然有挑战。我觉得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市场主体虽然开始恢复正常的步伐，甚至加快恢复，但三年疫情确实给市场主体造成了比较大的冲击。现在大家有恢复正常生活的强烈愿望，经济数据也开始活跃，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就低估了这种疤痕效应，也就是说，千万不能认为只要靠市场主体的自我恢复，经济就可以实现整体好转的目标了。政府应该用好政策工具，去帮助企业，帮助市场主体，帮助消费者。 我们也看到，从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各种大会、小会都在讲，积极的财政政策，精准有效的货币政策，包括产业政策等已经说了很多，真正的挑战是要尽快、及时落地，要推出让市场主体能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受惠措施。比如说要把扩大消费放在优先位置，但过去的两个多月，消费各个部门对扩大消费、帮助企业、帮助消费者的具体措施有哪些？ 第二大挑战来自于固有的一些问题。此前我们就提出中国经济面临的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疫情实际上是进一步加剧了原有的这些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除了针对疫情伤害比较大的市场进行定向扶持之外——该补贴补贴、该激励激励——在这些常规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外，还要有其他作为。 尤其是三重压力里“预期转弱”的问题，是特别需要强调的一个挑战。现在文件已经有了，但还是过于简单化了，政府不要居高临下，而是要真正找到根源，然后从根源着手去化解，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期待各政府部门加快梳理修订涉企法律法规政策，持续破除影响平等准入的壁垒。同时，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反对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为民营企业开辟更多空间。 制造业是重启中国经济的主要抓手 Q：在重启经济的各项措施中，你认为制造业是重启经济的主要抓手，原因是什么？ 屈宏斌：现在讨论比较多的：一个是消费；一个是房地产；还有一个是传统基建，这些我都同意。但我更想指出的是，通过一些税收、信贷措施去鼓励、支持制造业的投资——这是一个利当前、惠长远的更重要的抓手。 这些年我一直关注中国的制造业和科技创新。过去很多年，我们在制造业的政策导向方面是有一些偏差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大力发展服务业，制造业占比逐年下降，说实话有些自废武功，多数高收入国家都出现过服务业比重上升的现象，但我国人均GDP仅为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过早去工业化是祸不是福。 现在我们提出要重振制造业也算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我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情况比较乐观，根据我们的研究，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需求萎缩的市场压力下不断进行调整，持续去产能，基本上到2018年前已经走完了这个过程，进入新一轮的产业升级的发展周期，这个周期在疫情期间受到一些干扰，但趋势并没有被打断，显示出了很强的生长韧性和生长惯性，比如出口，在疫情头两年半的时间里，一直表现不错；中高端产品也在不断扩大市场份额，比如新能源车、手机等产品出口。 现在需求萎缩、地产的黄金发展期已经过去了，基建还有一些空间，但也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政策要精准投放，向制造业投资倾斜，短期内扩大了投资需求，同时创造了新的就业，进而扩大消费；长期来看，加快发展之后，会助推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Q：不过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当前最大的问题来自于需求端，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政策的精准投放？ 屈宏斌：今年全球总需求下行压力增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GDP增速将从去年的3.4%下滑至2.9%，这确实会影响制造业企业的投资意愿，同时，全球贸易摩擦、逆全球化的压力还会进一步加重，也正因此，政策应该给予制造业企业更多的支持，至少去对冲一部分不利影响。 外需订单不多，政策发力的空间可能不大，但可以降低融资成本、税费成本，这样企业就能节省资金去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进行生产工艺的改善等。 去年央行就向企业推出了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去年贷款结构上也有所改善，企业中长期贷款、尤其是制造业企业贷款比重在上升，所以政策是有效果的，既然这样，今年就更应该持续加码。 把握增长新“红利” Q：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持续升高，一些产业因此而迁移至其他市场，这是否会影响中国制造以及产业链的未来竞争力？ 屈宏斌：这个问题要分开来看：一方面中国农民工的工资确实已经远高过越南和泰国农民工的工资了，企业也要适应这种大趋势。这个实际上没错的，因为我们发展的目的就是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人民收入。同时，硬币的另一面就是，工资成本也会提高——所以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另一方面，也必须意识到另外的趋势，就是我们理工科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实际上仍然比韩国、日本、德国要低很多，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高技能人才的成本方面，仍然具有性价比优势，华为就是比较早就利用了“工程师红利”的企业，后来的大疆、做动力电池这一波企业也都是如此。 所以对于劳动力的讨论，不能只看到表面，也要看到深层次的变化，那就是新增劳动力总体数量的确减少了，但与此同时结构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以前每年1000万的农民工进城务工，现在每年1000万的高校毕业生进入人才市场，其中45%左右的是理工科——这个规模要比日、韩、德、法、美、印度加起来的总量还要多。 所以在这方面，中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具有独特的规模优势，也是制造业企业进行产业升级的优势，是中国制造向中高端转型的优势。 Q：我看你在微博上有一个评论，大意是这几年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腾笼换鸟想走高端路线，结果高端没走成，低端也荒废了，这是中国制造当前面临的一个转型升级的误区吗？ 屈宏斌：确实存在一定误区，一提到创新，我们的理解有点教条、片面，就一定要做全球最高端的。高精尖的探索当然很有必要，但那都是企业几十年磨出来的，不要一说产业升级就要高大上，把眼睛放在头顶上，成天盯着全世界最尖端的。 传统产业升级也大有可为，比如说钢铁行业，我们现在全球钢材产量最大，但中高端产品我们做不出来；再比如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又有营养，味道也不差，为什么就做不成麦当劳？这就需要组织经营、生产方式，或者整个营销思维的升级。 所以产业升级的空间还很大，不是靠口号，也不是靠吹的。长远来看，这样的机会一方面存在于转型过程之中，另外一个就是绿色经济，包括绿色技术，与减碳相关的，也是未来新的增长点。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可以去引导，可以去帮助，可以创造更有利创新的环境，但千万不要下场“踢球”——告诉企业未来几年哪一个或者哪几个行业是要去做的，列个目录，拉个名单，我们的经验证明，这样做的效果往往不是很好。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疫情之后的帮扶救助就应该实际去做，而未来十年的行业发展就交给企业和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