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观点-专家会议纪要

我认为，当前和今后，我们至少面临五方面的挑战。一，是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当前，新冠疫情深度冲击世界经济，主要发达国家货币、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全球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国际经贸秩序深度调整，反全球化的逆流时有回潮，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面临更多挑战。地区冲突持续升级，局势走向扑朔迷离，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越来越大，灰犀牛、黑天鹅层出不穷，对我国的宏观经济稳定构成压力。第二个，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偏低。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趋于下降。目前我国全要素生产力增速在1.25%左右，全要素生产力水平只有美国的40%，德国的43%，日本的63%。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如果我们的全要素生产力能够达到美国的60%的水平，那就是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必须达到2.7%，比现在的1.25%要翻一番以上。如果未来15年我国GDP增速达到5%左右的话，那么2.7%就意味着他对GDP的增长贡献率要达到50%以上。做到这个事情很难的，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把全要素生产力搞上去，增长上去，这才使我们的高质量发展有基础。第三，是资源环境约束偏紧。中国在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同时，也成为资源能源消耗大国。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重要资源进口依赖度很高，长期以来形成的大进大出、多方发展的经济模式；在日益偏紧的资源环境约束面前，难以为继，迫切需要向绿色发展、低碳发展转型。特别是我们已经宣布了3060目标，要实现他们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第四个，是科技和产业革命日新月异。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核心内容的数字经济，以细胞免疫、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技术突破和应用为代表的生物经济；以零碳、低碳技术开发和推广等为代表的绿色经济，正在重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加上不断拓展着深海、深空探测、脑机协同、人机互动、虚拟和增强现实等，未来产业在不断更新迭代。如何把握机遇，参与甚至是引领这些科技革命，是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应当承担的重要使命。第五，是社会层面包容发展任务繁重，比如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凸显。根据七普的调查结果，202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为2.60亿人；占总人口18.7%，比六普上升了5.44个百分点，预计到2035年前后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再比如，我们虽然解决了绝对贫困的问题，农村的绝对贫困问题，但是还有大量人群的相对贫困问题，而且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要比解决绝对贫困更加复杂困难。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领域仍然存在不少短板，推进实现共同富裕任重而道远。以上说的这五个，五个困难叠加着去年年底说到的、我们需求的下降，预期的下降，供给的下降，三个下降的叠加。总体上，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的确是遇上比较困难的一个阶段。那么应对这些挑战，唯有改革，唯有开放，唯有创新。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激励创新，最大限度把中国这个最大规模单一市场的活力激发出来，进而打造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的引力场，以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一切未来和外部的不确定性。领导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金融兴则经济兴。我认为要下大力去搞好金融，是我们下一阶段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我们今天的课题就是创新金融和科技这么个课题；所以，我下面，就重点讲一下，为了应对上述五个方面的挑战，金融领域有五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第一，就是要实施建立人民币之锚。目前我们的人民币发行在一定程度上是锚定美元的，这固然有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但从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和发展需要来说，这种现状绝非长久之计。一国的货币应该卯定在自身GDP的含税量上、税收的含税量上，绑定在自己的国债信用上，只有如此，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造币税。 也只有有了自己独立的货币锚，有了自己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才有真正自主的货币政策。国内一切金融资产的定价才有了基础。这个问题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博弈中显得愈发迫切，需要研究。当然，并不是马上把这个锚就换过来，但在今后5年、10年、15年的过程中要主动积极地研究这个问题，并适度地采取相应的稳妥的措施，逐步把中国的货币锚这么一个定位进行调整。第二，是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力增速低、对GDP贡献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要素错配，特别是金融错配。前几年房地产业，房价高企绑架中国经济，大量资本、银行贷款无序涌入房地产业，现在出了不少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思考，房住不炒背后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来支撑。再比如目前金融业平均收入水平是制造业的好几倍，股市上4000多个上市公司的全部利润，50%集中在几十个金融上市公司里面，这就是不平衡的。金融类上市公司利润占了全部上市公司利润一半。美国的股市也是4000多只股票，他们的几十个金融上市公司在美国股市全部利润当中也就只占16%、17%。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这个是个不平衡的。再有一点，中央明确要求保持制造业一定比重，那么我们就要思考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等等。第三是结合中国国情，发展绿色金融。目前，一方面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金融业务发展很快。但作为绿色融资的基础，有关减排和绿色的认证标准和体系仍在探索中。另一方面，中国以煤为主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一夜之间把煤电机组全部淘汰掉，这个转型需要有个二三十年的一个过程。即使将来实现了3060目标了，煤电仍是一个重要的补充。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不能谈煤色变，而要立足国情，发展服务绿色转型的融资体系。转型融资，这不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第四，是加快发展面向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科技金融。这些年来，中国也涌现了不少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但很多机构对真正的先进技术创新的独角兽缺乏鉴别力，往往是国外的主力机构投了，国内机构才跟进，甚至一窝蜂，在一些领域甚至形成了新的重复建设、低水平竞争。上一轮消费互联网时代，我们看到这些巨头都被外国资本抢投了，重仓，肥水外流，国内基本上分享的很少。那么在这一轮双碳经济、数字经济、生物经济等前沿领域在发展中，我们国家新发生的这些独角兽，我们的金融机构，我们的各种主力机构、投资机构能不能抓住机遇？这件事十分期待，也同样担忧。第五，是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共同富裕。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让老百姓更好地获得财产性收入，即使是普通职工，在正常的工资收入之外，也应该创造条件，让他有投资性收益的渠道。比如发展企业年金，把企业年金建设成养老体系之外的又一个重要的支柱，允许企业年金通过市场化方式投资于资本市场。这既为职工分享资本增值收益创造条件，也为资本市场输送源源不断的长期资本，一举多得，这是金融服务共同富裕的一种方式。时间关系，我这里只是打个比方，举个例子，类似的渠道还有很多，需要系统研究推荐。问：怎么看待中美之间的创新方面的差距？我们怎么来应对？好的，我很乐意回答这个问题。我的感觉，我们中国的创新模式和美国的创新模式，是有较大的差别的。中国的创新模式在今后10年、20年将面临新的挑战。总体上讲，美国的大多数经济领域都走在世界的前端，主要的驱动因素是创新、移民和全球化。其中创新带来科技的进步和人均生产效率的提高。 美国的移民，我在这里主要不是指基础的劳动阶层的那些移民，而是指高端人才的开放移民。那么美国移民政策带来了高端人才的扩张。美国的全球化，通过全球市场的一体化，就把生产效率低的产业转出去，同时，在美国本土，扩大高科技和高端服务市场的规模，通过这三个方面的闭环循环推动不断提升美国的创新实力。我们中国过去40多年的经济驱动的因素主要也是三方面，一个是制度红利，一个是人口红利，还有一个是全球化红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中美双方的产业链形成了非常有趣的良好的后果，美国把中低端产业转到中国，中国利用制造成本优势，把廉价商品卖到美国去。同时中国也成为美国之外最大的技术、产品、服务的输出市场。比如苹果公司，技术含量最高的这些芯片、操作系统，都是由美国自己设计，但手机制造的过程属于劳动密集型，由富士康代工，主要是在中国代工。生产出来以后，又把这个产品的20%多在中国销售，其他的又返销欧美。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和美国互惠互利，中国通过国际分工协作，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学习到大量的先进技术，再将技术应用到中国和全球化市场，推动互联网创新和制造业的蓬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逐渐把经济发展领域，尤其是科技创新领域的绝对落后的劣势，转变为后发优势。在制度红利、人口红利、WTO以后的开放红利三大红利支撑下，经济取得巨大进步，各行各业的创新如火如荼地展开。但是，如果对我国取得的创新进行分类的话，就可以发现，我们国家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客户中心型创新和效率驱动型创新这两个维度。客户中心型的创新，由众多互联网公司涌现。效率驱动型的创新，体现在中国完整和高效的制造业体系上。但是，在工程技术型创新和科学研究性创新上，美国以及欧洲西方国家是非常发达的，我们中国在这两类创新上和他们有很大的差距。美国在工程技术型创新方面，最近几年出现了特斯拉、SpaceX等优秀的企业，在科学研究型创新方面，比如生命科学、航空航天等方面都遥遥领先全球。虽然在奋力追赶，但总体上，我们中国在基础科学上取得的成就，在工程技术型创新和科学研究型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就，相对美国、欧洲来说是比较少的。大国之间的竞争焦点是经济，经济竞争的焦点是技术，技术竞争的焦点在市场规模和创新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创新的焦点要随之改变，从过去客户中心型创新和效率驱动型创新、变为工程技术型创新和科学研究型创新上，以打破西方的技术垄断，以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保证国家安全。尽管最近几年我们科学研究的投入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研究投入，跟美国几乎相差不大，但是美国的每年研发费的20%以上都是投入在基础开发，0-1的开发、关键技术、高科技的核心技术方面，我们这么巨大的每年的研发费，只有5%-6%投入在0-1关键的重大创新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研究经费尽管用的比例也不小了，但是缺点杂、散、小，就是用在引进消化类的创新化，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做调整。问：金融方面，资本市场如何促进创新？我们应该怎么做？就这个问题，我讲两点。一个，中国资本市场规模来说，70多万亿的市值，的确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仅次于美国的资本市场。但是我们资本市场整个应有的功能来说，比如说资本市场有一个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有一个投入产出的功能，有一个国民经济晴雨表功能，应该说，还没有彰显出来。我们国家20年GDP增长翻了三番，从十几万亿，现在变成100万亿，但资本市场20年前2000多点，现在也就2000多点、3000点，几乎没怎么增长。投入产出来说，这方面也体现效益差一点，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也少了一点，什么原因？这么大规模的资本市场，什么原因？主要就是我们在结构性，基础性的方面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从融资端来看，我们目前上市公司进行了注册制改革。不管是二三十年前的审批制，还是最近几年的注册制，我们上市公司的数量，现在已经突破4000家。2000年的时候，A股市场突破了1000家；从1990年到2000年，1000家；又过了十年，2010年突破2000家；2016年，突破了3000家；最近的4年、5年到2020年，突破了4000家。 上市公司的数量增长是很快的，但在市场加速扩容下，存量资本资金分流明显，抽血压力很大，场外资金处于观望态度，由此也会导致股票市场存量资金进一步分流。在过去20年里边，我们经常有上市到一定阶段，然后停止发行，停止发行半年、一年又恢复发行；这个20年里边，发行停顿，发行停顿，周而复始，有六次之多。最近几年，一直在发行没有停顿，但是，股市也就不涨了，要害在这里。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说要发行停顿。把上市的数量控制住，关键是要建立有效的退市制度，打破我国股市IPO刚性兑付。要实现优胜劣汰，有进有出，有呼有吸，呼吸呼吸，有呼才有吸，如果光有呼没有吸，只吃不拉，只进不出，那么这个股市就会变成垃圾股的天堂。所以股市健康在于优胜劣汰，是保持上市退市的股票数量大体持平。比如说，美国在2010年到2015年里边，他们新股上市了1500多家，退市也退了1400家；大体上每年上市300家左右，退市也有300家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