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暨第三届大湾区经济发展大会圆桌讨论及主旨演讲20240812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暨第三届大湾区经济发展大会圆桌讨论及主□旨演讲 会议要点□1、中国经济现状与未来展望□·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逐步提升，尤其在高端制造 业领域，如新能源车、半导体等。然而，近期出口数据表明，新能源车的出口增长率有所回落，显示出外部市场需求的波动。 ·中国传统制造业依然强劲，2023年上半年外贸出口增长约6%，但面临印度、越南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竞争压力。部分跨国公司产业外迁也给中国制造业带来挑战。 ·中国经济面临内需不足的问题，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持续发力，逆转内需收缩的局面。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影响内需的重要因素，需通过财政整顿和债务优化来解决。 2、地方债务问题□·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巨大，显性债务约44万亿，隐性债务和城投债务合计约 60万亿，总计约110万亿。未来两年地方债务偿还高峰期，年均还债约1.8万亿。 ·中央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包括银行贷款展期降息、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等。历史上已有五轮地方债务置换，未来若能持续发放专项债，将有助于地方财政和债务的稳定。3、财税体制改革 ·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措施包括将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合并建立地方附加税，优化共享税比例等。 ·改革目标是增加地方自主财力，减少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提升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性和支出能力。 4、全球经济与投资展望□·美联储降息预期强烈，预计首次降息时点大概率在九月或十一月。降息将对全球资本市场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对大宗商品和债券市场。 ·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近期波动较大，主要受美国经济前景和降息预期影响。长期来看，若全球经济不出现重大危机，大宗商品价格有望获得支撑。 5、投资策略与风险□·下半年投资策略应关注人民币资产，尤其是A股和港股市场。随着中国经济复苏，外资有望回流中国市场，带动人民币资产价格上升。 ·需警惕全球经济波动带来的风险，尤其是地缘政治因素和美国大选可能对市场产生的冲击。人民币汇率和出口形势也需密切关注。 QA□Q：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情况如何？ A：地方政府面临约3.5万亿的存量缺口和每年1.5万亿的增量缺口，这导致了财政政策从中央向地方的传导困难。专项债和特别国债的 使用效果不及预期，主要由于地方政府需要配套资金来实施这些项目。Q：三中全会将如何解决央地财税矛盾？A：三中全会计划通过三个方面的调整来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扩展地方税源。包括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合并建立地方附加税，以及调整共享税比例，使地方政府能够获得更多财政收入，从而解决央地财税分税制矛盾。 Q：消费税的改革会如何影响地方财政？A：消费税改革将从中央税种转为地方税种，预计从1.6万亿增加到约1.9到2万亿。这一调整通过征收环节后移至批发和零售环节，使消费税收入相对增加，缓解地方财政压力。Q：如何理解合并建立地方附加税的措施？ A：三中全会计划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2022年这三项税合计约6500亿，占增值税和消费税总额的10%，未来有望进一步增长。Q：共享税比例的调整将带来什么变化？ A：共享税比例的调整将倾向于地方政府。比如增值税从五五开调整为六四开，地方政府将增加约7000亿至1万亿的税收。这一变化将减少中央财政收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Q：如何调整事权分配以优化央地关系？A：调整事权分配的措施包括增加中央本级支出，减少对地方的委托性支出。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将承担更多的支出责任，地方政府则减 少承担全国性的重大项目支出，从而优化央地关系。Q：为什么要建立中国的宏观国家资产负债表？ A：建立中国的宏观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主要目的是监测各个部门的杠杆率水平。通过季度甚至月度的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到居民部门、非居民企业部门、金融企业、非金融企业、政府部门（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水平。这是一个风险监测的手段，有助于实时跟踪杠杆变化，防范金融风险。此外，建立国家资产负债表还可以帮助我们计算中央和地方的杠杆空间，为未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提供基础数据 。Q：特别国债的展望和对宏观杠杆率的影响是什么？ A：特别国债的发行规模预计将持续扩大，例如今年发行了1万亿，明年可能增加到1.5万亿，后年可能达到1.8万亿或2.0万亿。特别国债的增发会影响宏观杠杆率的变化。通过建立资产 负债表，可以更好地理解和管理杠杆空间。如果希望增加杠杆空间，可以在分母上做文章；如果希望审慎控制杠杆，则可以在分子上做文章。特别国债是一种财政和货币政策配合的方式，用于推进财政支出的边际效应。 Q：地方债务问题的现状和解决方案是什么？ A：目前地方债务规模大约在60万亿到70万亿之间，现有的一两万亿的特殊再融资明显不够。 要控制杠杆，需要控制地方债务的规模，同时也要促进经济发展，扩大经济总量（分母）。在当前阶段 ，如何平衡控制杠杆和促进发展的关系是一个关键问题。是否应该优先 控制债务规模（分子）还是优先扩大经济总量（分母），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和决策。Q：地方债务问题应该如何解决？A：地方债务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首先，地方债务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08年4万 亿的基建刺激政策，导致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公司和融资平台积累了大量债务。虽然地方政府债务率很高 ，但整体国家政府债务仍有空间。因此，部分债务在重组过程中需要进行结构调整。国际经验表明，中央政府在地方债务危机中通常需要进行一定的救助，但不能简单地接管所有债务，因为这会产生道德风险。具体的解决方案需要复杂的机制设计，借助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通过定价、打折、资产处置等方式进行债务重组。地方政府也需要承担部分损失，并利用国有资产进行偿还。当前的经济状况提供了一个化解债务的机遇，不应错过。 Q：当前中国的宏观杠杆率情况如何？A：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测算，二季度的宏观杠杆率为296%，呈上升趋势。然而，实体部门的债务增速却在放缓，二季度的债务增速为8.3%，是本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债务增速下降但宏观杠杆率上升，主要原因是GDP增速放缓，特别是名义GDP增速放缓。上半年名义GDP增长仅为4 %，而债务增长为8%，导致杠杆率上升。Q：当前经济环境下，如何处理债务问题？ A：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稳定经济增长，特别是名义增长。GDP平减指数已连续五个季度负增长，尤其是工业品领域。今年PPI负增长 可能难以扭转，物价负增长容易自我实现且难以逆转。供需不平衡和内需不足是当前最突出的矛盾，需要加强逆周期调节，特别是财政扩张。历史上，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平衡方式，当前应在控制地方债务的同时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适度的通货膨胀是化解债务的必要手段，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有助于化债效果的显现。 Q：如何看待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划分及消费税改革？A：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财税制度改革方向，主要是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的划分。消费税后端征收，并适度调节给地方。去年整个消费税的征收规模为1.6万亿，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 方教育附加三税合一，作为地方附加税，地方可以决定税率。静态数据估计，这些税种合并后大约可达2万亿至3万亿。 Q：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应该如何优先解决？是扩大税源还是精兵简政？A：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需要同时处理存量债务和进行逆周期操作。 存量债务问题如果不解决，地方政府很难促进总需求。土地财政的收入减少对地方财政的影响很大，短期内通过调整收入结构来缓解存量债务压力是不现实的。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实际上是土地金融，土地收入并不能直接用于还债，而是用于进一步的开发和加杠杆。 因此，未来需要通过税和土地收支余额的置换来控制债务余额，但这无法解决存量债务问题。中央政府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并探索新的逆周期操作方法，而不是依赖过去的地方政府渠道。Q：是否可以通过数据财政来替代土地财政？A：虽然地方政府对数据要素非常热衷，但可能有更直接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健全和提高民生保障，直接增加家庭部门的消费需求，而不再依赖土地或数据要素来进行基建项目。这样可以更有效地应对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对总需求的限制。 Q：当前财政收入的压力有多大？A：随着经济放缓，税收收入自然回落。实际上，财政收入的下滑比放缓更严重，上半年财政收入下降了5.6%。 Q：当前中国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情况如何？A：上半年税收收入下降了5.6%，土地财政收入下降了18%。在这种环境下，财政支出已经非常 紧张，但不能再减少。居民信心不足，消费增长乏力，社会融资和社会零售总额数据都很低，尤其是一线城市的消费数据下滑明显。房地产行业的需求也不理想，制造业投资存在巨大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扩大支出而不是缩减支出，以促进供需平衡，打破物价的负循环。建议政府加杠杆，增加债券供给，用于支出民生和保障房回购，从而提升总需求。Q：政府加杠杆的具体措施和影响是什么 ？A：政府加杠杆的具体措施包括增加债券供给，利用低融资成本的机会，扩大政府支出，特别是用于民生和保障房回购。这将有助于提升总需求，避免财政收入下降导致的支出压缩和地方政府债务下降的负面影响。相比于不规范的收费或罚款，光明正大的加杠杆更有利于稳定社会预期和改善营商环境。Q：地方政府的税收和财政管理改革有哪些进展和挑战？A：地方政府的税收和财政管理改革包括三税合一和消费税改革，这些措施旨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调整央地税收结构。尽管地方政府的财力相对弱化，但通过充实地方税源和简并税费项目，有助于改进税管机制和征收体制改革。未来，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和KPI考核机制变化后，可能会减少冲动性支 出，但仍需在财政和税收管理上做更多文章。地方政府应在当前环境下主动加杠杆，而不是受到杠杆限 制。Q：在当前国内经济环境下，是否有必要继续通过出口退税来促进出口？ A：出口退税不仅仅是中国在做，大部分国家都有类似的政策。它是一种政府鼓励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方式。如果取消或减少出口退税，可能会对企业造成更大的压力，甚至导致企业破产倒闭，从而进一步削弱国内需求。因此，当前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刺激内需，而不是限制出口退税。中央政府需要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同，来提振国内需求。同时，继续鼓励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也是必要的。Q：出口退税是否真的在补贴海外消费者？A：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存在补贴海外消费者的现象。因为出口价格指数在下降，去年下降约2% ，今年下降超过5%。这意味着我们在补贴海外消费者，并且可能还在补贴他们的政府。如果外部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升级，外贸形势恶化，我们需要考虑是否继续通过加大出口退税和产业补贴来对冲，还是花更大的力气来激励国内消 费，提振国内市场。Q：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对企业有什么好处？ A：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不仅仅是为了赚取外汇，更重要的是在竞争过程中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 ，以国际标准要求自己。这种竞争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效率，并带来“干中学”的扩散效应。因此，继续 鼓励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是有益的。Q：政府在财政支出结构上有哪些调整建议？ A：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应更多地从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补贴转向民生和消费。具体建议包括财政参与存量住房回购并转为保障房，以及大力补贴生育。保障房的租金回报率较低，因此需要政府在回购过程中提供贴息或直接资金支持。这不仅有助于房地产去库存，还能加强住房保障，减少住房储蓄，从而提振消费。 Q：如何看待大力补贴生育的可行性？A：生育补贴需要足够大才能改变低生育率的趋势。即使补贴金额达到50万甚至更高，财政也能负担得起。当前新出生人口约为900万，每个新生儿补贴50万，总计4.5万亿，占GDP 的比重较小。通过调整基建投资或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可以为生育补贴提供资金。这不仅能解决长期人口红利问题，还能短期拉动消费。 Q：出口退税政策是否需要调整？A：出口退税政策在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下不宜大幅调整，但可以进行结构性优化。对于已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机电产品，可以适当减少退税力度；而对于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新兴产业，应增加退税力度。此外，对于容易引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