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正经历着数字化带来的经济转型，数字化贸易已成为现代经济互动的标志性特征，也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ASEAN在数字化贸易方面展现出明显优势，互联网使用率在过去十年中翻了一番，成功利用贸易作为发展引擎。ASEAN还建立了日益完善的数字经济政策和制度架构，包括电子商务协定、计划中的数字经济框架协定（DEFA）以及更广泛的区域战略，如东盟经济共同体2026-2030战略计划，旨在降低贸易成本，增强竞争力，并将东盟定位为数字化贸易中心。
尽管ASEAN的数字化贸易增长迅速，但成员国之间的参与程度存在明显差异。新加坡在数字化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其出口额占ASEAN数字化贸易总额的近三分之二。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也占据了约三分之一。数字可交付服务是ASEAN数字化贸易的主要驱动力，其增长率显著高于非数字可交付服务和商品出口。ASEAN也是全球第二大ICT商品出口国，越南的ICT商品出口份额在过去十年中几乎翻了三倍。
尽管表现强劲，但关键国内监管瓶颈仍然制约着ASEAN的数字化贸易。根据经合组织数字化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最宽松的成员国（菲律宾）和最严格的成员国（老挝）之间的监管障碍几乎相差14倍。除了数据治理问题外，障碍还涉及多个领域，从电子交易国际框架的偏差到支付限制，再到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不善。此外，数字网络服务（如电信和计算机服务）的监管环境仍然高度限制，尤其是在越南、老挝、缅甸和印度尼西亚。
贸易便利化改革正在推进，但需要继续努力实现无纸化环境。虽然ASEAN在现代化贸易便利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需要进一步自动化和简化贸易文件和程序，特别是在文莱、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区域倡议（如东盟海关转运系统和东盟单一窗口）已有助于实现更无缝的交易，但它们全面发挥作用需要弥合剩余的推广差距，加强技术和监管互操作性，并改进机构间协调和跨境数据交换，包括与外部伙伴。
跨境数据流是数字化贸易的基础，但ASEAN的监管环境复杂、分散，在某些成员国中过于严格。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拥有与“数据自由流动与信任”原则一致的国内法规，能够实现安全可靠的跨境数据传输。然而，文莱、印度尼西亚和越南采取了更严格、临时的方法。柬埔寨、缅甸和老挝尚未制定相关规定。需要更大努力来提高不同制度之间的互操作性和一致性。多个机会存在，从继续国内改革努力，到在贸易协定中更多地使用数据流条款（包括潜在地通过DEFA），以及更广泛地参与政府间安排，包括亚太经合组织全球跨境隐私规则（CBPR）。
ASEAN地区在数字化贸易承诺方面是全球领导者，但需要继续努力，使成员国保持数字化贸易一体化前沿。通过实施DEFA，深化ASEAN数字化贸易一体化是一个关键里程碑，可能使区域贸易增加13%至20%。反过来，世界贸易组织电子商务协定为超越区域进行数字化贸易一体化提供了机会，有可能使参与成员国总贸易额增加0.3%至6.5%。ASEAN国家应继续支持恢复世界贸易组织电子商务暂停令，这将有助于限制数字化贸易摩擦。
人工智能（AI）为ASEAN成员国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贸易和AI是相互促进的。人工智能正准备改变全球贸易格局，而开放贸易和支持性的贸易政策是人工智能采用和扩散的关键推动力。ASEAN的AI准备程度不均衡，贸易对于获取AI技术至关重要。新加坡是区域领导者，也是全球参与者，但AI技术目前集中在美国和中国（以及程度较轻的欧盟）。ASEAN成员国正以不同的速度稳步推进AI的采用和实施。新加坡、越南和马来西亚已建立了国内政策框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正在制定详细的政策，以应对AI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文莱、柬埔寨和老挝尚未制定最终AI战略，目前仍依赖更广泛的数字经济框架。缅甸的进程仍处于早期阶段。
为了充分享受AI带来的好处，ASEAN成员国需要制定有利于AI更广泛采用和扩散的贸易政策。这意味着降低“AI商品”的关税，包括半导体和设备（特别是在柬埔寨、缅甸、老挝、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减少服务摩擦，放宽人员流动，并促进数据流。继续就AI框架进行国内外讨论也是必要的，因为ASEAN成员国目前处于AI发展的不同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