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燃新质生产力引擎：资本市场与科创企业双向赋能

工商企业评级部张明海周文哲 摘要 自改革开放和加入WTO以来，我国科技创新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部分领域逼近前沿的态势非常明显甚至已步入世界（超）一流水平，如大语言模型、机器狗技术等，但部分领域仍有较大差距。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全社会科技创新的实力，一方面也要看到仍待发力的广阔空间。当前我国对于点亮科技树尤为紧迫，我们认为，支撑科技创新的基础要件包括环境开放度、民营企业的市场活力和资本对接机制，其中完善的资本市场对接机制是科技创新的加速器。当前政策框架提出创新风险分担机制，加强对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的思路，就信用债市场而言，我们认为，债券市场应抓住科技创新的历史机遇，推动科创主体及其债务融资工具的扩容，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信用评级机构应加强科创型债务融资主体全生命周期信用本质同中国特色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研究相结合，推动和完善评级方法和模型建设，体现“揭示风险，发现价值”的核心理念，更好赋能中国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 一、科创发展的时代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低成本优势推动产业发展的势能减弱。 过去二、三十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优势。然而，近年来劳动力成本和地价显著上升，低成本优势逐渐弱化。数据显示，2008-2023年期间我国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年复合增长率逾10%，2023年城镇非私营制造业单位人均工资系2001年的10.63倍。与此同时，土地要素价格较快攀升，2024年住宅用地价格系2000年的3-4倍，地价联动房价，房价的快速上涨使得劳动力生活成本上升，人力成本低廉这一优势趋弱。根据聚汇数据，2023年中国大陆制造业工资显著低于日韩，但明显高于东南亚国家如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越南。人力成本上升使得制造业企业竞争力有所削弱。 注：根据Wind数据整理绘制。 注：根据CREIS数据整理绘制。 逆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出口和直接对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加。 全球化是指货物、服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使得国际交易额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不断上升，从而使各国经济边界在全球范围内逐渐模糊的过程。尽管全球化提高了效率，同时它也带来了系统性的金融和供应链风险。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转折点，全球化呈现持续放缓态势；随着英国脱欧、中美经贸摩擦、美国退出一系列国际组织以及新冠疫情等重大事件的推进，逆全球化浪潮涌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70-2008年期间全球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总体呈持续显著提升，由25.77%升至60.82%，之后则在52-63%区间震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实际增长率呈波动下降趋势。根据我国海关总署数据，2002-2008年我国出口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速，2009年出口额回调，2010-2011年再次快速回升，之后增速下行，仅2021年出现较大反弹，2022年以来继续收窄。全球贸易扩张的放缓使得我国通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难度加大。 注：根据Wind数据整理绘制；最新修订日期为2025年1月21日。 注：根据Wind数据整理绘制。 资本方面，国际收支口径下我国直接投资逆差扩大。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2024年前三季度我国直接投资逆差1,563亿美元，逆差规模同比增加34.0%；同期来华直接投资净额为多年来首次呈负值（-130亿美元）。商务部数据显示，2023年6月以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额（人民币计）累计同比增速由正转负，2024年同比下降27.1%，较上年降幅扩大19.1个百分点。外资流入的缩减甚至净流出使得通过直接对华投资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效果正在削弱，与此同时，2014年以来我国企业还在积极加大出海投资。 注：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整理绘制。 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少子化趋势使得未来劳动力人口减少，人口结构的变化或不利于经济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为我国人口抚养比低点（34.2%），之后该比值呈持续上升趋势，至2023年为46.6%。一方面，老年人口抚养比逐年增长，另一方面，少年儿童抚养比在缓慢攀升后自2021年起呈连续下降。2023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29,697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1.1%，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的同时，社会保障压力加大。而少子化使得未来劳动力人口进一步减少，加速人口红利的消失。少子化不仅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还将对消费市场、经济增长动力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注：根据Wind数据整理绘制。 劳动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23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69.09%，较2009-2010年高点时期下降3.77个百分点。另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房地产行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型行业，近年来地产行业进入深度调整，2021年以来行业投资持续萎缩。可以看到，劳动密集型和地产拉动经济增长的叙事式微，而科技创新则是未来推动我国完成经济转型，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 兼顾发展与安全。 科技创新在当代经济体系中具有战略枢纽地位，其发展逻辑超越单纯的经济效率提升，演化为国家经济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首先，科技创新是全球产业链重构下的战略自主需求。在数字时代，技术迭代加速使得产业链关键环节具有战略资产属性，如芯片、工业软件等基础技术受制于人将导致供应链系统性风险。唯有实现底层技术突破，降低对外依赖，才能规避"断链"风险。其次，技术跃迁是国家占据高附加值环节的关键。若科技落后，不仅丧失增长红利，更可能被锁定在低端分工，加剧战略脆弱性。如今，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的领先地位直接关系一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此外，能源、粮食等基础资源的获取依赖于技术创新。新能源技术降低了对化石能源的地缘依赖，生物育种技术提升了粮食自给率，均能缓解“资源诅咒”风险。而绿色科技的正外部性（如减排技术）亦可兼顾生态安全与长期增长。 可见，科技创新可以重塑生产函数、重构竞争优势、重建资源体系，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核心解。在技术权力加速重构的当下，其紧迫性更是不言而喻。 绿色发展的需要。 过去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更偏向于粗放型发展，通过消耗大量资源和牺牲 环境来换取发展成果。随着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突出，依赖低成本资源投入的产业发展已受到严重制约。在此背景下，推动绿色转型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而科技创新成为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突破口。从经济学视角看，首先，科技创新能够降低绿色技术的应用成本。通过技术突破，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的发电成本已大幅下降，使其在经济性上逐步超越传统化石能源。其次，科技创新可以创造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不仅带来新的就业机会，还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最后，科技创新能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通过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实现能源和资源的精准调配，减少浪费，提升经济效益。这些经济效应共同证明，科技创新是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经济转型背景下的科技创新 (一)政策对于科技创新的方向指引与要求 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将科技创新明确提升至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该文件强调需统筹科技体制改革与经济、社会领域改革，推动科技、管理、品牌、组织、商业模式等全要素创新，并通过金融工具协同支持（如创业投资、资本市场融资）形成创新生态。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简称“《创新驱动纲要》”）进一步将创新驱动确立为国家战略。《创新驱动纲要》在时间上提出“三步走”1战略目标，明确要按照“坚持双轮驱动、构建一个体系、推动六大转变2”进行战略布局，构建新的发展动 力系统，并部署了8大战略任务和6大保障措施。2024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工信部联科〔2024〕12号，简称“《未来产业实施意见》”）支持企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以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布局为核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同年7月，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简称“《决定》”），将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纳入最高层级的发展战略纲领。 我国的体制机制具有显著优势，通过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可形成强大的政策执行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从而确保科技发展的战略方向从中央到地方得以有效传达和贯彻，推动政策规划引导下的科技产业布局蓝图落实成真。关于先进科技产业布局的政策文件，最早可追溯至2015年5月由国务院公布的《中国制造2025》，伴随近十年产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与革新，中央对于重点领域、战略性产业、未来产业、前沿科技产业的领域范围也在持续确认与更新： （1）《中国制造2025》中提及到10大重点领域，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2）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创新驱动纲要》提及要发展的6大技术，即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绿色制造技术、生态绿色高效安全的现代农业技术、安全清洁高效的现代能源技术、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环保技术、海洋和空间先进适用技术。 （3）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将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基因与生物技术、临床医学与健康、深空深地深海和极地探测定义为需要攻关的科技前沿领域，并提出优化升级制造业如高端新材料（高端稀土功能材料、高品质特殊钢材、高性能合金、高温合金、高纯稀有金属材料、高性能陶瓷等）和农业机械装备等，同时，明确发展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瞻谋划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 （4）在《未来产业实施意见》中国家提出要突破人形机器人、量子计算机、超高速列车、下一代大飞机、绿色智能船舶、无人船艇等高端装备产品，以整机带动新技术产业化落地，打造全球领先的高端装备体系。此外，创新的标志性产品还包括新型显示、脑机接口、6G网络设备、超大规模新型智算中心、第三代互联网、高端文旅装备、深部资源勘探开发装备。 （5）在2024年7月公布的《决定》文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被归为战略性产业。 与此同时，为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产品和产业化目标，国家还设置了重大科技专项。如，2006年国务院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定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3；2024年启动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包括“空间飞行器在轨服务与维护系统”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京津冀环境综合治理”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癌症、心脑血管、呼吸和代谢性疾病防治研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深地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智能电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共6项，主管单位包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生态环保部、国家卫健委、合肥国家实验室、自然资源部和国家能源局。 总体上，当前的政策框架在注重培育新兴产业的同时，也强调传统制造行业的升级。一方面，通过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旨在催生更多的就业机会，更为重要的是保障产业链的安全性，以及提升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竞争力和话语权。另一方面，对于传统制造业，政策通过引导其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升级，以实现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提升，节能降耗，维持全产业链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最终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发展格局，推动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坚实迈进。 (二)目前我国科技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