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评估了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效果,认为其成败参半。在政治领域,该战略强化了美国与地区盟友的关系,但在推进地区治理和塑造中国周边环境方面效果有限。安全领域,美国提升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威慑,但加剧了地区安全挑战,导致台海、南海紧张局势加剧,中美海上意外冲突风险上升。经济领域,美国通过“印太经济框架”等机制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取得一定成效,但存在深层制约,包括区域产业合作效能下降、美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承诺未兑现、亚太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的顾虑以及制定遏华新规则的困难。科技领域,美国试图构建科技遏华联盟,限制中国的关键矿产进口来源,重构区域产业链,但受地区国家的独立自主倾向、美国与地区国家的科技合作水平有限以及拜登政府对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重构困难等因素制约,难以实现战略预期。
第二章分析了美国“印太战略”的可能走向,认为随着特朗普赢得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该战略在政治、安全领域的“遗产”可能会被继承和加强,但在经贸、价值观领域的“遗产”存在不确定性。特朗普胜选凸显了美国“印太战略”的曲折性,其“印太战略”可能呈现对抗中国色彩更强烈、军事安全部分进一步加强、盟伴体系有所调适以及经济战略可能进一步削弱等特点。“印太地区”的在地形势对美国“印太战略”的牵制,包括地区国家对该战略发展方向的评估、地区主要国家和组织对大国竞争及其影响的政策应对以及全球经济、安全形势的突发热点问题。中美关系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影响,一方面,美国“印太战略”具有高度的两党共识,两党都将中国视为美国首要战略对手,都以制衡中国为推进“印太战略”的核心目标;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对华大国竞争战略始终没有回答的一个问题是:“竞争的终局为何?”在此情况下,其“印太战略”必然会引发地区国家关于“选边站”和“中美能否和平共存”的战略焦虑。
第三章主张共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美国“印太战略”冲击了地区和平稳定,损害了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格局。共建亚太命运共同体需要各方相向而行,共同发挥建设性作用,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增强命运共同体意识,巩固开放型亚太经济体系,妥善处理矛盾分歧,积极搭建亚太安全合作架构。开放的亚太命运共同体希望美国发挥建设性作用,放弃“霸权”心态,积极参与亚太区域合作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