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

数字贸易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 董一帆* 摘要：本文研究了数字贸易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基于2012—2022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通过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贸易显著促进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主要通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此外，金融发展在数字贸易和新质生产力之间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特别是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贸易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 关键词：数字贸易；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引言 目前，我国处于经济结构转换的重要时期，面临着制度约束、环境约束、资源约束等问题，急需能够驱动市场运行的新引擎、保持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新动力（赵春明和杨宏举，2024）。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信息化、新型工业化仍保持高速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数字贸易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与传统贸易不同，数字贸易需要通过网上平台进行交易和服务，或者其产品本身就是数字产品或服务（Deardorff,2017;LópezandFerencz,2018），但它仍然是传统贸易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延续（马述忠等，2018）。随着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数字贸易已成为全球市场竞争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韩民春和张霄，2023）。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不断推进，产业发展的不可预见性逐步上升，传统的生产力模式难以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并且，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逐渐提高，劳动力价格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已逐渐消失，强调劳动力和资本的传统生产力理论已经不能很好地应对我国现阶段的发展困境（柳学信等，2024）。面对这一重要节点，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新质生产力是在总结分析了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践，以及各个国家建设产业体系的一般规律基础上做出的重大战略判断，体现了党和国家具有前瞻性的谋划和布局。其根本特征在于新一轮的产业技术革命催生了新质劳动资料，从而使“算力”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主导生产力（赵峰和季雷，2024）。新质生产力的“新”不仅仅是技术创新，而是以科技为引领，全面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最终实现生产力跃迁和产业升级（魏崇辉，2023）。 就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因素来看，已有学者从数实融合（卢鹏，2024）、科技创新（王政武等，2024）、数字经济、资本市场（林春和文小鸥，2024）、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数据市场化（陆岷峰，2024）等角度分析其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其中，吴文生等（2024）强调，数字经济能提高一个地区的新质生产力水平，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门槛 *董一帆，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邮箱：d13683807672@163.com。 效应。姚树洁和王洁菲（2024）以及张森和温军（2024）指出，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赋能新质生产力。焦方义和杜瑄（2024）发现，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我国东部地区最为明显，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为不明显。顾华详（2024）和陈秀英等（2024）认为，数字经济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 综上可知，现有文献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影响因素等方面展开了详细的讨论，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充足的实证经验和理论参考。同时，已有诸多学者从数字化角度探究数字经济、数字化转型等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但鲜有文献以数字贸易为研究主体，分析其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因此，本文将从以下方面做出可能的边际贡献：第一，将数字贸易和新质生产力纳入同一框架，以2012—2022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为样本深入探讨二者的内在联系；第二，发现数字贸易能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显著影响新质生产力，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有益参考；第三，基于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阐述数字贸易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现有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数字贸易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机理 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持续跃迁的表现，是落后生产力让步于先进生产力的证明。新质生产力的出现离不开先进科技的主导作用。目前，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的科技革命席卷全球，它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生活、生产方式，进一步普及和应用了数字技术，提升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力发展进入新阶段有三重特征，分别是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质变，以及劳动技能的革新。也就是说，新质生产力的出现是由新质劳动对象、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技能共同决定的。作为新质劳动对象，数据能够决定数据要素生产的产品与传统生产力生产的产品之间的不同，它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基础。新质劳动资料是新质生产力的根本特征和构成要素。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新质劳动资料层出不穷，如高性能服务器、工业机器人等，它们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新质劳动技能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条件。在这个信息时代，大多劳动者已经具备了灵活使用手机、计算机等电子设备的技能，满足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条件。综上所述，新质生产力产生的重要基础就是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应用。 相对于传统贸易而言，数字贸易更加依赖数字技术。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和贸易活动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贸易比较优势中的新兴要素（WangandLi，2017），它所提供的数字技术和资源能够使数字经济的效益延伸到贸易层面。据此，提出本文核心研究假说： H1：数字贸易能够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二）数字贸易对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制 1.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数字贸易凭借独有的生态化、个性化、平台化、虚拟化特征能够推动技术创新，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具体可以表现为需求引致与技术溢出。在需求引致创新理论下，数字贸易能够提升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从而促进技术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相比于传统贸易，数字贸易突破了时空条件的限制，打通了信息交流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贸易服务中产生的问题和不便。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应用，生产者能够更加精准地捕捉到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及时根据消费者需求变化做出响应，以获取长尾经济效应，最大限度发挥需求端对生产端的倒逼作用（裴长洪和刘洪愧，2020）。同时，随着产业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提速，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技术创新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不可忽视的力量。技术创新能够助力经济循环业态、低碳发展模式的培育，从而推动传统生产力向绿色发展的深刻变革，稳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技术溢出效应下，根据学习效应理论可知，企业在生产和贸易的过程中，可以不断地进行学习并积累经验，从而提升企业本身的技术水平，带动自身发展。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企业携带的管理经验、科技成果、知识技术都会在产品和服务的交换过程中产生溢出效应。随着数字贸易的发展，商品的出口不单单是实体货物的简单交换，还包括了无形产品和数据信息服务。这些产品所包含的技术信息、管理经验等随着进出口贸易便转移到了其他国家。进口国有效地承接技术溢出，将其转化为自身的成果，能够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2：技术创新在数字贸易和新质生产力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2.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 数字贸易的发展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Krugman,1980；LucaandLucia,2007）。数字贸易作为一种新型贸易活动，是数字经济时代传统贸易的拓展与延伸。以往，产业结构升级大都需要借助资本、劳动、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而数字贸易能够通过人力资本以及研发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具体而言，数字贸易可以推动人力资本的增长，人力资本又可以促使企业研发创新，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姚战琪，2021）。此外，数字贸易对产业结构的作用也可以通过节约成本、优化供求、配置要素等方面进行传导（裴桂芬和刘岩，2024）。同时，产业结构升级能够加强行业内外的创新合作，促进技术跃迁，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罗爽和肖韵，2024）。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3：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贸易和新质生产力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3.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 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金融行业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数字贸易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金融发展的协调作用不可忽视。通过提供金融工具和服务，金融市场能够为企业研发创新提供资金支持。同时，金融系统的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监督成本，保障信誉良好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加便利的融资条件，从 而促进企业创新（王淑英等，2018）。通过资金的优化配置，金融市场能够在极大程度上解决投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ChowdhuryandMin，2012），使得资金能够更好地运用到新技术、新产业、新要素、新业态、新经济中去，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胡莹和方太坤，2024）。通过风险管理与评估，金融市场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和分散风险，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较为稳定的环境（王珏和李子成，2024）。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4：金融发展在数字贸易和新质生产力之间起到调节作用。 三、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数字贸易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参考吴文生等（2024）的双固定效应模型构建方式，设立以下基准回归模型： NQPFit=α1+α2Dtrait+α3Xit+μi+δt+𝗌it（1）其中，i为城市，t为年份，因变量NQPFit为新质生产力水平，自变量Dtrait为数字 。 ， ， ， 贸易X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μi为年份固定效应δt为省份固定效应𝗌it为随机扰动项。据理论分析可知，在数字贸易影响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 起到了中介作用。因此，本文基于基准回归模型，参考张凯等（2023）关于中介效应的构建方法，通过逐步回归检验其作用机制，设立以下模型： Mit=β1+β2Dtrait+β3Xit+μi+δt+𝗌it（2） NQPFit=γ1+γ2Dtrait+γ3Mit+γ4Xit+μi+δt+𝗌it（3）其中，Mit为中介变量，包括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 为了进一步验证金融发展在数字贸易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过程中是否起到调节机制的作用，本文构建了以下模型： NQPFit=γ1+γ2Dtrait+γ3Fi𝑘it+γ4Dtrait∗Fi𝑘it+γ4Xit+μi+δt+𝗌it（4）其中，Fi𝑘it为金融发展水平。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新质生产力 目前，已有学者构建关于新质生产力的测算指标体系，但评估指标尚未统一，且大多是从全国和省级层面出发进行研究的。本文借鉴王珏和王荣基（2024）的测算方法，从劳动者、劳动对象和生产资料三大维度构建新质生产力测算指标体系。可获得的具体指标建立完成后，需对相关指标进行赋权。由于主观赋权法会受到一定的主观影响，不能很好地对相关指标赋予权重（徐志向和丁任重，2019）。因此，经综合考虑，本文参考王军等（2021）的客观赋权法，采用熵值法为指标权重赋值。 为了保证估出指数的精确性，需要将上述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进行处理，使它们具有横向可比性与实用性。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𝑥ij 负向指标：𝑥ij =xij-min[xj]max[xj]-min[xj] =max[xj]-xij max[xj]-min[xj] （5） （6） 其中，min[xj]为年份指标中的最小值，max[xj]为年份指标中的最大值，𝑥ij为无量纲化结果。将指标正规化处理后，参考王军等（2013）使用的熵值法求出各指标的客观权重。 2.解释变量：数字贸易 本文参考赵春明和杨宏举（2024）的方法，从基础设施环境、数字产业融合、数字创新、贸易发展潜力4个维度17个具体指标对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基于熵值法进行测度 （见表1）。 表1数字贸易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字贸易 基础设施环境 光缆线域名/网站数互联网接口端互联网用户数/普及率 年末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万人） 移动电话普及率 数字产业融合 对软件开发企业的销售收入电信业务总量电子商务采购额电子商务销售额 数字创新 R&D内部经费支出 技术合同成交总额（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