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区域动态》2024.8月第一期

区域动态（拉美和加勒比） 2024年8月第一期 本期提要 专题聚焦 迷宫中的分岔：拉美的政治极化及其地缘影响 各国动态 委内瑞拉、古巴、巴西、玻利维亚 一、专题聚焦 迷宫中的分岔：拉美的政治极化及其地缘影响 由于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在民主化进程之中，拉丁美洲的政治生态展现出了一定的共性，整体上仿佛是一个伴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前进的钟摆，左右摇摆的同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新特点。但与此同时，拉美各国之间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情况等又存在着显著差异。每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未知的迷宫。近年来，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升级、意识形态之争的加剧等现象都指向了迷宫中出现的一个新分岔：政治的极化。本期汇编将从区域整体和国家个案两大层面出发，解读拉美政治极化的最新表现以及深层原因，并尝试分析政治极化对于一国内部以及拉美整体地缘政治的影响。 一、拉美政治极化的表现 （一）拉美的政治极化及其整体表现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如今这种极化的趋势有向全球各国蔓延的趋势，拉美国家也不例外。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UNDP）2023年2月28日发表的文章《“与我同在或与我对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政治极化的加剧》（“Conmigooenmicontra”:LaintensificacióndelapolarizaciónpolíticaenAméricaLatinayelCaribe）中引用了“民主多样性”数据库V-Dem（VarietyofDemocracies）的数据来展现拉美的政治极化情况。该数据库将政治极化界定为民众在家庭聚会、公民协会、休闲活动和工作场所等场合下不愿与对立政治阵营的群体进行友好互动的行为。数据分析结果显示，21世纪初拉美地区是全球政治极化程度第二低的地区；然而从2015年开始，该地区 极化水平增长速度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并在2017年左右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如今，拉美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政治极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仅次于东欧和中亚。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教授米克尔·巴雷达（MikelBarreda）在《当今民主国家的政治极化》（Lapolarizaciónpolíticaenlasdemocraciasactuales）一文中，明晰了政治极化的概念。她认为“极化”一词指的是某些个人或群体因政治、收入、文化、宗教或种族等原因而产生的分化程度。就“政治极化”而言，这种分化传统上被理解为政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程度，反映了政党在意识形态主轴上是否彼此相似（或者相反）、是否向选民展示了不同的选择。政党之间的立场差距越大，两极分化的程度就越高。 墨西哥克雷塔罗自治大学教授罗多尔夫·萨斯菲尔德（RodolfoSarsfield）等人2024年发表的文章《引言：拉丁美洲的新极化》（Introduction:TheNewPolarizationInLatinAmerica）中指出，政治极化现象在拉美的历史中并未缺席，但当代的政治极化与历史上的极化有三点显著不同：第一，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极化通常发生在少数的非民主参与者之间，即支持武装革命运动的群体与支持武装部队和军事政变的群体之间。相比之下，当代的极化通常发生在民主的参与者之间，即党派之间，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发生在主流政党与广泛反对政治建制的公民群体之间；他们不一定考虑革命或政变的手段。第二，当代的政治极化的表现形式相对平和。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政治极化的历史背景是战后拉丁美洲民主政权的危机，政治极化往往伴随着暴力，而当代的政治极化相较之下暴力色彩较淡。第三，历史上的极化高度意识形态化，集中在左右翼分歧和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及其支持的国际集团之间的斗争上。而当代的 政治极化中，虽然意识形态冲突有所缓和，但以不同的“我们与他们”身份为中心的情感和文化冲突变得更加显著。 （二）拉美政治极化的国别案例 因为拉美国家之间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情况的不同，政治极化在次区域和国别层面展现出的特点也有所不同。匈牙利布达佩斯中欧大学民主研究所研究员安德烈亚斯·舍德勒（AndreasSchedler）2023年发表的文章《重新思考政治极化》（Rethinkingpoliticalpolarization）指出了历史上较为有代表性的拉美政治极化案例：例如，2023年1月8日发生的巴西版“国会山”暴乱，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Bolsonaro）在任期间对军队加强控制，赢得了部分支持威权主义的民心。然而，在其任期即将结束时，他指责左翼群体计划通过选举欺诈阻碍他的连任，导致他的支持者在继任左翼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InácioLuladaSilva）上任仅几天后有组织地袭击了巴西的国会，即使卢拉是通过合法选举获胜。在墨西哥，反对党认为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LópezObrador）在其任期内表现的像一个不容忍异见、试图集中权力的威权主义者；相反，他谴责反对党是腐败的政变煽动者，试图恢复威权的旧政权。在玻利维亚，2019年后的选举危机结束了埃沃·莫拉莱斯（EvoMorales）的总统任期，由选举舞弊与政变阴谋两种对立的主流叙事煽动了大规模抗议和反抗议活动。在秘鲁2021年总统选举中，两位领先候选人相互指责对方是威权主义者，当选举结果非常接近时，又指责对方选举欺诈；2022年底，秘鲁总统佩德罗·卡斯蒂略（PetroCastillo）未遂的自我政变以戏剧性的方式重新点燃了对威权行为的相互指责。 洛佩斯·玛雅（LópezMaya）等人2010年发表的文章《关于委内瑞拉和安第斯国家政治极化的阐释》（ApuntessobrelapolarizaciónpolíticaenVenezuelaylospaísesandinos）中指出，在委内瑞拉和安第斯地区，政治极化是一个复杂且广泛存在的问题，影响深远且难以根除。在委内瑞拉，政治极化在1998年的总统竞选期间开始显现，其具体表现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政治的对立和冲突，政治极化不仅体现在政党政治中，还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家庭、学校和其他社会机构。极化导致社会中出现“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冲突更容易在持有不同政治立场的社会成员中产生。第二，区域性政治紧张。安第斯国家之 间的政治极化现象导致国家间关系紧张，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如哥伦比亚和秘鲁）与倾向于国家主导经济的国家（如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之间的关系更容易紧张。第三，政治极化成为巩固统治的工具。作者认为，委内瑞拉的政治极化在前总统查韦斯领导下愈发凸显，政治领导人将政治极化当成了巩固其领导地位的政治武器。 根据塞巴斯蒂安·莫雷诺·巴雷内切（SebastiánMorenoBarreneche）2020年发表的文章《乌拉圭的政治极化：新自由主义作为集体身份建构中的关键概念》 （PolarizaciónpolíticaenUruguay:elneoliberalismocomocategoríadesentidoenlaarticulacióndelasidentidadescolectivas），在乌拉圭的案例中，作者认为其政治极化是政治领域内对立与社会转型相结合产生的结果。在21世纪的头二十年间，乌拉圭的政治场景中形成了明显的“政治裂隙”，这种裂隙基于对立的身份认同构建，并且已经被政治理论和符号学的研究者所理论化。乌拉圭的政治极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党派对立。在2019年的乌拉圭大选后，执政了15年的左翼政党“广泛阵线”（FrenteAmplio）将政权移交给了传统右翼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广泛阵线”与民族党（PartidoNacional）之间的对立愈发明显。第二，媒体与公众话语中的对立。媒体和公众话语中不断提及“政治裂隙”，描述为“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对立。第三，社会经济地位对立。政治对立不仅体现在意识形态上，还与社会经济阶层联系在一起。左翼通常将“富人”和“普通百姓”对立起来，用来强化其政治身份。在乌拉圭，通过对一个原本起源于经济学的术语进行语义重构和价值解读，最初用于指代一组特定的经济政策措施的概念，逐渐不仅被用来指涉社会其他领域的现象，而且还被用于特定的言论目的，其中包括通过将政治对手与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和全球化联系起来进行抹黑。 丹妮拉·瓦尔迪维亚（DanielaValdivia）等人在2023年发表的文章《政治极化的多维指数：使用玻利维亚的新证据进行测量》（Índicemultidimensionaldepolarizaciónpolítica:unamediciónutilizandonuevaevidenciaenBolivia）中，构建了一个多维度评价的政治极化指数（IMPP）。结果显示，约有三分之二的玻利维亚人处于极化状态中，且极化的趋势仍在加深。作者使用的政治极化指数基于三个维度：行为极化、情感极化和认知极化。结果表明，玻利维亚的总体政治极化指数为0.39（0～1），其中认知极化的得分最高，为0.49；情感极化得分为0.38； 行为极化得分为0.30。认知极化指数高反映了对2019年选举事件的不同观点，以及难以与政治对立阵营的人进行理性和相互尊重的对话。情感极化得分表明许多玻利维亚人对不同政治阵营的成员缺乏信任和容忍，甚至在家庭和社交圈内形成了深刻的情感对立。行为极化得分表现为一些人避免接收与其政治立场不一致的媒体信息。极化指数也存在一定的年龄和性别差异，体现在30-60岁的中年人群体政治极化程度最高，年轻人（18-30岁）和老年人（60岁以上）相对较低；男性的极化指数略高于女性，在行为极化上尤其明显。 根据《布省资讯》（Infobae）2023年1月21日文章《阿根廷，全球极端案例：两极分化如何影响公司、企业和经济》（Argentina,casoextremoanivelmundial:cómolapolarizaciónafectaalasempresas,losnegociosylaeconomía），阿根廷也存在显著的政治极化现象。在其采访中64%的受访者认为阿根廷比过去更加分裂，这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11个百分点。根据该文援引的2023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EconomicForumAnnualMeeting2023,Davos）的一份报告，阿根廷被认为是世界上极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直接表现为：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民众缺乏共同身份认同、社会缺少正义、存在经济悲观主义以及对媒体的不信任。阿根廷《民族报》（LaNacion）2024年3月23日文章《两极分化正在侵蚀阿根廷的民主文化》（Lapolarizaciónestáerosionandolaculturademocráticaargentina）中指出，哈维尔·米莱（JavierMilei）上台后阿根廷的政治极化更加凸显，一方面政党力量更加极端化，米莱上台后阿根廷现有政党，特别是一些小党，被迫往政治光谱两端移动，这不利于民主制度的平衡。作者认为中间派力量正偏离政治光谱的这一位置，几乎毫无保留地支持政府的激进政策，将以前反对这种极端政治理念的政客拖向极端。另一方面，米莱采用了一种民粹主义的沟通习惯，即通过简化和极端化政治信息来吸引支持者，而那些更愿意通过协商制、使用温和策略来建立可持续政治关系的人都很难与米莱合作。此外，该文还认为在联邦制的阿根廷，米莱上台后政治极化还会体现在央地关系的紧张上。 二、拉美政治极化的原因 （一）经济因素 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研究员卢多尔夫·帕拉米奥（LudolfoParamio）2011 年发表的《拉丁美洲的中产阶级与极化》（ClasesmediasypolarizaciónenAmérica Latina）一文指出，随着拉美各国在20世纪80年代因经济危机进入“失去的十年”，随之而来进行大刀阔斧的新经济主义结构性改革，20世纪90年代，拉美中产阶级返贫现象严重，收入更加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社会结构更加僵化，社会不平等程度愈发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