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地区《区域动态》6月第一期

马来西亚政治文化的历史源流|东南亚地区《区域动 态》6月第一期 本期东南亚区域动态分为“学术动态”及“时事动态”两大板块。“学术动态”推介安东尼·米尔纳的《君权体制：殖民前夕马来人政治文化》一书，该书试图辨别马来人政治动机的真正特征，发现了“马来人创造的方式”这一政治活动的意识。“时事动态”汇编了近一月内泰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老挝等东南亚国家及地区整体的大事要闻，涵盖军事、政治、经济、科技等各领域。 学术动态 编者按：19世纪英国在马来亚建立殖民统治时，遇到了一种被称为“Kerajaan”（字面意思为“有一个王室的国家”）的特殊马来统治模式，这种统治模式不是围绕着政治领土，而是围绕着作为特定统治者臣民的一群人（rakyat）。人民主要效忠的不是法律上定义的国家或民族或宗教团体，而是王室成员。“Kerajaan”一词源自于梵文，意指生活在帝王统治和保护之下。而君王（Raja）一词则是从天王（Dewaraja）一字衍生出来的，是特定地理区域内统一的象征，他的权威来自于宫廷内外亲族的支持，以及被任命为较小领土单位的大酋长和小酋长的等级制度。在一套复杂的等级关系中，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定的头衔或等级。这些关系起源于王室宫廷的礼仪习俗，但延伸到日常的社会交往中，并通过特定的着装、居住和行为方式不断复制和协商。在马来亚的统治中，血缘（世系）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是权力的象征,有夺取生命的能力，能否获得权力职位首先取决于这一因素。 本书《君权体制：殖民前夕马来人政治文化》（Kerajaan:MalayPoliticalCultureontheEveofColonialRule）所描述的“Kerajaan”这个词汇像“马来人”（广义上，不只是指国藉）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基石，即使已被赋予现代意思，但其潜伏的历史性内涵，依旧影响了当代马来人，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思维。现今“Kerajaan”主要是指政府（Government），尤其是殖民时代在马来半岛开启后，为了对应欧洲人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国家”行政机构方面的制度而采取的释词，其含义只不过是“处于拥有王侯的状态”。作者细读众多马来传统文学（即Hikayats），尤其是《彭亨王朝传奇》（HikayatPahang）和《日里王朝传奇》（HikayatDeli， 日里王朝座落在苏门答腊棉兰市一带）这两部作品，试图辨别马来人政治动机的真正特征，发现了“马来人创造的方式”这一政治活动的意识。 在前殖民时代，马来群岛众多苏丹国拥有一致政治体系，而这和欧洲殖民宗主国的政治体系是有巨大差异的。以前的殖民官员与学者们观察和研究马来群岛众多的统治者，都有一 个印象，就是这些拉惹苏丹们（Raja-rajaMelayu①）举止言辞很是温文尔雅，谦恭有礼，但好像是群不事生产、无所事事、多数时候只是在庆典上亮相的“仪式典礼型”君主，彷佛缺少 了真正的政治力量，他们不禁有种疑问，马来人的政治体系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统治者是如何联系人民成为“国家”？这些前殖民时代的苏丹国没有欧式的国土与国民观念，但他们都认为自己王朝重要的资源是人民，可是不曾产生编户齐民的制度来拴束子民（反之苏丹国子民的流动很松弛），作者认为拉惹苏丹是靠“raja”的“名誉”（Nama）来“拉拢”子民的属聚。“Nama”是马来文化至关重要的观念，是拉惹苏丹与全体子民行动和操守的“终极源泉”，一切作为是为了招唤与积蓄名声，无论名声是体现在今生还是去世后的世界。对统治者来说，名声招来了更多子民，更多的子民则提升了他的名誉，而子民则从个人名声（为统治者服务而换回）获得苏丹的赐礼与衔头，这又提高了个人名誉。换言之，统治者们使用种种手段去挣取金钱财富，权威武力，最终的目的是要利用这些东西来获得“Nama”。 欧洲人初到东南亚经商，常有一个印象就是这些拉惹苏丹都自己领土垄断了一切商业买卖，并且只让外国人而不是自己的族人子民经商，彷佛对金钱非常贪婪，但是作者指出，这只是表象，他认为这些看似不合理的措施，其实是要防止其他人（自己的子民）有能力与统治者争夺人们的拥趸。不过财富许多时候不是直接（如“给钱”）买下支持，它是通过另一种更微妙的形式来摄取人心，那就是通过庆典宴饯这类与民同乐的活动，加上统治者与宫廷华丽庄严的外饰装潢，激起子民羡慕与靠拢之心。苏丹们在“仪式性”君主的表象之下，其实代表了马来社会的次序与组织的编织原则。 《殖民前夕马来人政治文化》是对殖民统治前夕马来政治思想的一项开创性、挑衅性的研究——基于马来和欧洲的资料，并解决当今马来西亚仍然至关重要的问题。从外部看，十九世纪的观察者能够识别出一个单一的“马来世界”，它具有共同的语言、服饰、礼仪、宗教和习俗特征，以及相似的定居和职业模式。然而，尽管马来世界的人民之间可能始终存在一定的文化统一意识，但马来世界从未实现全面的政治统一。相反，这是一个支离破碎、流动 ①在英国百年殖民的脉络下，马六甲和槟城已经没有王室，以马来西亚为主的森美兰（NegeriSembilan）、雪兰莪（Selangor）、玻璃市（Perlis）、登嘉楼（Terengganu）、吉打（Kedah）、吉兰丹（Kelantan）、彭亨（Pahang）、柔佛、霹雳州等9州，则依然保有王室和苏丹、拉惹等君主的称号。 性强的世界，有众多的王侯、迁都、模糊的边界和人口的迁徙。政府和法律结构极其松散。欧洲观察家通常倾向于集中研究马来制度，而不是它们背后的概念，并用西方术语解释和评估这些制度。对于欧洲观察家来说，对马来人政治动机的经济解释是很自然的，他认为寻求控制东苏门答腊出口贸易，特别是胡椒贸易，是该地区政治行动的根本动机。但是，正如本研究的作者想要证明的那样，马来王对商业的兴趣不如对个人财富的兴趣，因为财富是权力的手段，而权力则反映和体现在他个人追随者的规模和数量上。由于任何富有的马来人都可能成为权力的潜在竞争对手，因此王公不仅寻求增加自己的财富，而且还阻止其臣民积累财富。财富是王侯权力的关键，因为它可以通过授予头衔、尊严和特权以及通过维持昂贵的仪式、庆典和娱乐来收买主要臣民的忠诚。因此，完全符合马来人的马来传统，王权应该被惯例化和正式化，王权应该更多地与仪式和仪式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实际统治的任务联系在一起。 所有这一切都被欧洲观察家注意到，他们倾向于将这一制度称为“东方专制主义”。他们清楚地看到马来人不符合西方的政治观念或范畴，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事实上，与其说它是一个政治体系，不如说它是一个“魔法宗教体系”。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Kerajaan”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杀戮权，默认情况下也依赖于放生权。这并不是说日常行使权力的特点就是粗暴胁迫和血腥暴力。恰恰相反，隆重的自我行为和炫耀性的跪拜仪式是日常行使和复制权力的关键做法，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行政、纪律或规范化法规的框架，以促进经济发展或提高人民的生产能力，而是为了将经济收入的权利合法化，并在必要时通过致命的武力来确保延续。违反这些规则反过来又被视为对真主的神圣权威及其在人间的化身(即苏丹)的旨意的冒犯。人力资源的多寡是传统社会衡量统治者强弱的指标，而非所统治区域的辽阔度。所以在东南亚传统社会里，统治者面对统治的难题。他们无法在茫无边际的土地上定制一个固定的政治边界，并把权力集中在王都。这意味着统治者无法有效地管辖被统治群体。因此，如何让被统治群体效忠于统治者是至关重要的课题。 统治者遂援引宗教和神学元素来达到其政治目的，接而创造以神力来治理其统治区域。当时的君王邀请印度祭司婆罗门来为其进行神化的宗教仪式，让自己可以达到“天王 （Dewaraja）”的身份，以便拥有神力主宰世间的政经社会。要而言之，国家的权力完全为君王所有，拥有神力的君王就拥有主宰国家绝对的权力。鉴于君王拥有神力和被认为是天神在凡间的代言人，所以隶属君王的臣民也都深信效忠（daulat）和背叛（derhaka）这两个概念。臣民效忠君王，将得到君王眷顾，免于厄运。今天马来西亚虽已独立超过半个世纪，但政治文化上与传统时代比较起来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异。这点可从政党文化尤其是巫统的核心 价值中发现，仿佛只有巫统可以保护和眷顾马来族群，并要求马来人无条件的效忠巫统，就好像君王时代只有拥有神力的君王才有能力保护和眷顾其臣民，从而要求臣民无论君王德政与否，都需无条件效忠。在传统社会中，忠诚是用来巩固统治者的个人利益的，但今天，忠诚是被用来服务拥有相同政治和经济导向的一个群体甚至是一个阶级的利益的，即是塑造人民需对政党投以毋庸置疑的忠诚，才可以换来政府的保护与眷顾。潜移默化中，人民的政治思想也被效忠（daulat）和背叛（derhaka）这两个传统时代的产物钳制住了。 《东南亚研究杂志》（JournalofSoutheastAsianStudies）发布黛安娜·刘易斯（DianneLewis）关于安东尼·米尔纳（AnthonyMilner）所著《君权体制：殖民前夕马来人政治文化》的书评文章。原书作者安东尼·米尔纳是国际知名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专注东南亚史，现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荣休教授。黛安娜·刘易斯的书评全文编译如下： 《君权体制：殖民前夕马来人政治文化》是马来研究领域的又一力作。这本书脱胎于安东尼·米尔纳在康奈尔大学于197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并被出版为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第四十期专著。该书反映出近年来马来和其他非西方文化背景的学者的关注，他们试图突破自己西方学术训练和材料来源的限制。米尔纳等学者认为，如果他们能够对某一特定社会的政治行动进行溯源，找到这些政治行动最初的观念，我们就能够更有效地分析这些社会。此类研究提醒我们，我们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以及我们自己的“政治文化”，并不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单从这一方面来看，这本书就应当被广泛阅读。我相信它对于研究19世纪马来社会的学者来说，也大有裨益，因为米尔纳既以学者的严谨、又以爱好者的洞见开展了这项研究，他对马来政治文化的重构令人拍手称快。 这个“kerajaan”术语很重要，虽然在书中没有正式定义，但米尔纳在序言中论及其研究目的时进行了充分解释。它更多指的是马来政治生活的思想而非结构，指的是马来人的观念世界，那种我们所有人在行动前都无意识参考的文化和心智背景。他对马来政治文化作出的第一个判断是马来政治文化有其独特性。为此，他也许与J.M.古力克（J.M.Gullick）关于该问题的研究存在分歧，后者从制度和“‘实权’（realpower）的流动”的视角看待19世纪的马来政治环境（第viii页），这种方法太可能强调马来政治环境和其他政治环境的相似之处，不适合米尔纳。 米尔纳认为，马来政治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很少依赖于一套小权力结构的体系。马来社会里只有一套制度，就是拉惹（Raja）。米尔纳说，19世纪的观察者比他们所知道的更接近真相，19世纪的观察者把马来诸邦描述为无政府主义，因为他们的确没有欧洲意义上的政府（第114页）。“拉惹不仅是‘关键的制度’，而且是唯一的制度，他在他的臣民生活 中扮演的角色既有道德和宗教的一面，也有政治的一面”（第113页）。拉惹就是社会——只要他存在，社会就有了形式和目的，如果他出于任何原因被撤销，社会就会陷入混乱。 曾有人指出拉惹的重要性，但米尔纳扩展并完善了这一观点，论证了这样一个完全集权的社会如何运作。首先，他对权力最明显的来源——财富进行了分析。这是一个微妙的话题，因为米尔纳既希望展示财富在马来社会中的重要性，又希望展示它作为权力的物质来源之无关性。他阐述了在理想情况下，所有的财富都流向拉惹，也从拉惹那里流出——次级酋长聚集财富对拉惹来说则是一种威胁，因此在社会上是不可接受的，这对整个社会都是一种威胁。当然，理想并不总能实现。但这种社会观念给一些老问题带来了新见解：为何在马来人中难以形成商业中产阶级？19世纪的拉惹是否“贪婪”？这也许是一个逻辑发展：在一个社会中，要获得奢侈品甚至必需品，就需要同外国人进行成功的贸易，而马来人之间的过度竞争只会对他们所有人都不利。因为财富如此重要，对除了拉惹以外的所有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