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第一期《区域动态》东南亚地区

区域动态（东南亚） 【区域动态】T.J.彭佩尔《亚太区域政治经济学：繁荣与掠夺的转型》 编者按：本期的区域动态关注东南亚后发国家为何难以实现经济追赶。在国际生产高度碎片化与网络化的今天，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否还是一个国家治理问题、抑或已经成为了 全球治理问题，仍尚无定论。关注国内因素的研究通常强调投资不足的基础设施与不够包容 的经济制度拖累了众多后发国家的生产率增长与追赶前景。关注国际因素的研究则往往重视权力上升的跨国企业与限制空间的国际制度左右了众多后发国家的产业结构与发展命运。怎样在解读后发国家增长进程中厘清国际与国内因素间的复杂关系，是当代关心后发国家追赶进程者的核心任务。本期聚焦的著作《亚太区域政治经济学：繁荣与掠夺的转型》（ARegionofRegimes:ProsperityandPlunderintheAsia-Pacific）（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就在这一方向上做出了重要尝试。长久以来东亚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都被作为非西方世界中的正面典型，但东亚国家（地区）间的经济绩效分野其实十分巨大。为什么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难以顺利成长为高收入国家？怎样的国内政治经济条件拖累了相关国家的发展？国内政治经济条件又是怎样与国际政治经济条件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作者尝试解答的这些问题，对理解东南亚经济发展与全球南方结构转型的前景都有着重要意义。 《亚洲研究杂志》于2023年5月发布大阪大学博士候选人达伦（DarrendelaTorreMangado）关于T.J.彭佩尔（T.J.Pempel）所著《亚太区域政治经济学：繁荣与掠夺的转型》的书评文章。原书作者彭佩尔目前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政治科学系杰克·M.福斯（Jack M.Forcey）讲席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全文编译如下： T.J.彭佩尔是在东亚领域享有盛誉的专家，其新作《亚太区域政治经济学：繁荣与掠夺的转型》基于当前中美竞争下亚太区域紧张局势的双极地缘政治格局的讨论，强调异质经济模型和差异化发展是影响当代区域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他在开篇指出，“当前的安全防务摩擦绝非与早期的增长经验无关，而是与其密切相关的副产品”（第4页）。该书以十个 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为调查案例，将它们归类到发展后果各异的不同体制（regime）中，从而更好地了解该地区。 本书的最大贡献或许是其对各种体制的分类，它为广泛分析亚太地区提供了一种启发性的视角。彭佩尔的分类体系阐明了一种广泛而无差别的理论应用，即用发展主义描述大多数亚洲国家拥有强有力行动主义政府（strongactivistgovernments）的政策偏好。在彭佩尔的术语中，体制指的是其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国家制度、社会经济力量和外部因素— —它们塑造了特定的政治经济形态，如同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范式所表现的那样。他用三种常见的体制类型来解释亚太地区的繁荣或掠夺。他认为，日本和韩国等的经济增长归功于其发展型体制（developmentalregime），其特点是强有力的政策制定者与本地商界建立有益的联盟，以实现工业化并限制挑战者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同时，彭佩尔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归类为准发展型体制（ersatzdevelopmentalregimes），它们复制了发展型体制的行动主义政府和工业化经济政策。然而，与发展型体制不同的是，准发展型体制依赖外国资本对其经济目标的投资。最后，“掠夺型”体制（rapaciousregimes）以缅甸、朝鲜和菲律宾马科斯时期为代表，证实高度掠夺性的政治经济制度攫取国民财富、阻止经济发展，并表现出压制反对派的倾向。此外，彭佩尔还提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枢纽作用。 本书通过美国在东亚影响力之兴衰变化，细致记录了这三种体制的形成以及它们的生存和发展。然而，涉及后全球化经济衰退时代（post–globalrecessionera）的讨论则出现摇摆不定。它忽略了一些发展的标志性事件，这些标志性事件则对现有体制类型之演变产生重大影响。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亚太地区重要性之所以日益增长，不仅因其是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地，更在于亚太已成为FDI流出地。2014年，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认定亚洲是全球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ODI）来源地，而准发展型体制的马来西亚和泰国已与众多东亚经济体一起，跻身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全球前二十大FDI来源国榜单中。此外，东亚跨国公司已经引起国际市场关注。2020年，《财富》杂志发布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国共有133家公司上榜，首次超过拥有121家公司的美国。这意味着东亚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力业已超出本地区，进军国际领域——而彭佩尔的论述忽略了这点。 最后，彭佩尔准确描述了该地区转向“更密集的区域一体化和凝聚网络”（第175页），以应对全球化、经济危机和亚洲国家间合作的共同利益。然而，本书聚焦于不同体制之间的互动（interactions），简要讨论了区域化和地区主义，却忽视了一些重要的体制内互动，这些互动影响着不同体制的内部凝聚力和外部行为，特别是东南亚。例如，在东南亚地区，东 盟内部的FDI份额与东盟传统合作伙伴相比已经大幅扩大，逐渐取代外部合作伙伴，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目标的主要资金来源。从2000年到2019年，东盟内部的FDI总额约为2650亿美元，比同期日本和美国的投资额还高，几乎是中国在东南亚地区FDI的三倍。这些有利可图的体制间经济互动，反过来又促使东南亚国家实现互动参与的制度化，2007年通过的《东盟宪章》和之后几年采纳的法律文件都是这种互动制度化的表现。以上趋势表明，与被动地接受外来投资和区域倡议相反，这些准发展型体制在彼此之间和与整个地区的互动中正扮演着更积极的角色。 彭佩尔综合与分类的广阔视野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发展趋势，并有过度简化的倾向。然而，本书恰以简明连贯的逻辑解释复杂的亚洲政治经济制度，从而成功概述了亚太地区的发展情况。本书无疑将成为关注东亚的研究人员和学生的必读书目，而它的主张则鼓励人们进一步探讨亚太发展路径之成败。 （英文原文见：DarrendelaTorreMangado(2023).ARegionofRegimes:ProsperityandPlunderintheAsia-Pacific,JournalofAsianStudies,82(2),296-297.DOI:https://doi.org/10.1215/00219118-10291076.本文为 开放获取） 策划：秦北辰编译：李庚润 统筹审校：东南亚组 *本栏目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观点与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