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动力“国别系列”中国篇

当代中国的国家发展动力：历史演进与未来趋势 中国70多年的国家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积累国家发展动力、不断激发国家发展动力的动态过程，党中央准确判断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变化，坚持以改革促发展，实现了中国国家整体实力和世界影响力的持续跃迁。中国的国家发展历程经历了生产驱动型国家、发展驱动型国家两个阶段，并逐步向创新驱动型国家迈进。在这个过程中，当代中国的国家发展始终秉承着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综合配套的方式，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抓住不同历史时期的薄弱环节进行战略规划和政策调整，保证国家发展的动力链能够基本处于和谐运转状态，并通过坚持改革、突出协调的方式让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有机体能够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快的改革，并在世界格局中不断彰显中国的国家发展动力和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文明新样态。 1中国国家发展的演进历程 自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就走上了现代国家的发展之路。从国家发展动力理论所阐述的国家发展的动力结构和三型国家发展阶段/类型，现代中国的国家发展历程已经走过“生产驱动型”阶段和“发展驱动型”阶段，正朝着“创新驱动型”阶段转型。 1.1“生产驱动型”阶段奠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之路 1949年以来，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新中国领导者和建设者，准确把握并抓住“生产力”这个牛鼻子，逐步形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使中国从落后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为主的历史阶段逐渐转变为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生产驱动型”的发展阶段经过了两个历程：第一，在建国初期用最短时间实现“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让国家的资源配置从建国以前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工业化（尤其是发展重工业）为主线，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动员庞大的农村生产力为国家的工业和积累原始资金，使中国能够尽快在整体国家实力和工业能力上扭 转劣势，缩小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第二，在计划经济体制运行出现背离物质实践、事实上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超前的历史敏感和勇于纠偏的实践勇气，毅然推动改革开放，对资源配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通过实行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制度拓展了中国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和交易市场，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让中国国家发展实现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 1.2“发展驱动型”阶段跃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发展 “生产驱动型”阶段虽然为中国带来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但是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经济社会发展矛盾和人与自然、矛盾不断显现，制约了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步伐。千禧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再次敏锐地察觉到中国的国家发展在“生产驱动”达到顶峰时遭遇发展瓶颈，“唯GDP”论的背后是国家发展的不可持续。为此，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小康社会”“全面发展”“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新发展理念”等战略思想，以建设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为理想目标，重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有机平衡，重视人民的福祉和需求变化，重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在治理模式上从国家主导转向国家和社会双轮驱动。 可以说，“发展驱动型”的中国在国家发展这一维度实现了跃迁，中央政府以改革促稳定，在发展不停滞的前提下重视协调的作用，以不断完善的国家治理能力有效应对经济高速发展下产生的社会问题，逐步落实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供给，进一步积蓄国家资本和发展能量。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存续性动力得到加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最终在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等重大历史节点上充分体现了一个大国、强国应有的能力和实力。 与此同时，“发展驱动型”阶段随着发展力的逐步提升，中国也在不断地适应科技带来的变化，在移动互联和数字经济时代把握机遇，使国家的创新力得到显著增强，也为中国向创新驱动型阶段转型积蓄能量。 1.3“创新驱动型”阶段转型，大国发展的必然规律 与前两阶段不同，“创新驱动型”阶段的中国要超越“生产驱动型”阶段以“模仿创新”[1]在全球占据市场、推动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发展驱动型”阶段以信息通信技术（ICT）为核心、在数字经济领域实现弯道超车的两个阶段， [1]根据傅家骥主编的《技术创新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模仿创新主要是通过学习模仿率先创新者的创新思路和创新行为，吸收率先者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引进购买或破译率先者的核心技术和技术秘密，并在此基础上改进完善，进一步开发。 2.生产驱动型阶段的中国：从恢复国民经济到呈现“中国奇迹”，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结合的强国之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从新民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踏上现代国家征程。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国家发展的核心使命有二：其一，是改变战争带来的经济严重落后、广大人民群众资源短缺、大量人口处于贫困水平的现实，恢复国民经济，实现自给自足；其二，是快速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改造，缩小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定，维护国家主权。 为了完成这一核心使命，党中央设定了“生产驱动型”阶段国家发展的总体目标：在社会层面恢复国民经济，解决人民群众温饱问题，提升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在国家层面最快速实现从传统农业国到现代化工业国转变，保证国家主权不受侵犯。因此，这一阶段的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GDP增长为标志，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在“生产驱动型”的国家发展过程中，虽然出现过一定的波折，但总体的实践路径非常清晰：第一，建立以生产力驱动发展目标相适配的经济制度，实现国家物质财富的积累；第二，在经济制度指导下，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全社会的生产要素均被积极投入生产，得到最大限度开发；第三，以改革开放为契机建立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国家深入认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利用全球化浪潮充实生产驱动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将国内的工业化建设有效转变成为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优势。 2.1建立基本经济制度：生产驱动的基本制度保障 建国伊始，中国的经济体系是以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为主的传统模式，农业总产值无法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平，生产力的发展迫在眉睫。同时，由于政权更迭，中国在国际社会也面临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封锁的压力和周边国家侵略战争频发的风险，国内国外的客观现实要求中国必须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才能保证国家的独立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尽快复苏。与此同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土地改革虽然在农村地区消灭了落后的封建剥削制度，让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翻身做主人，但是城市中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依然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迫切需要建立符合现实国情的基本经济制度，使国家能够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全面投入生产。 2.1.1计划经济体制与优先发展工业战略 中国对经济建设的最初探索源自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在恢复国民经济的目标指引下，为了尽快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国家通过计划经济体制这一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形态实现了资源的集中收拢和配置，使国内经济市场“基本改变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以服务于人民生活与恢复及发展生产为目的的市场。”[2]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能够克服“生产驱动”的国家发展目标与当时国家资源要素结构不相匹配的客观现实，国家通过对物质资源的宏观调控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转化为工业化所需要的物质设施基础。 在国民经济恢复后，党中央出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明确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求和“一五”时期的基本任务，即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和加快推进各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所以将工业化作为“生产驱动”阶段国家发展的主要路径，是源自国际形势的紧迫和现有国际经验的借鉴。建国以来，中国始终处于被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孤立、包围和封锁政策中，工业化是国家主权独立的重要依仗；同时苏联20年的国家建设经验证明了工业化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可以借鉴的发展路径。因此，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所有的资源配置均向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占倾斜。根据1949-1952年国家的经济档案汇编数据，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1952年）3/4以上的基本建设投资都投到了需要重点恢复的基础工业（占比38.4％）、水利（占比13.1％）、基础设施（占比35.9％）上[3]。 不仅如此，为了多快好省地尽快实现工业化，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阶段事实赶超战略，明确以农业增长反哺工业资本积累，通过“人民公社”制度的实施深入落实“工占农利”的资本积累方式，把高度分散的小农家庭合并为能够为工业化生产提供庞大资金的大型合作社。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农业生产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国家力量手里，在强制实行“工农业剪刀差”的统购统销政策下，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重工业的快速发展。 1957年底，“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中国的工业发展速度出现了惊人的增长。从经济增长的数字来看，国民收入年收入增长率为8.9％（按不变价格计算），而同时期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年生产力则为2.5％左右。 [2]陈云.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N].1950-10-01. [3]汪海波.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纲领的形成、实施及经验启示[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21,15(02):98-122 +97. 虽然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工业战略使中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力作为核心驱动力对于国家存续性动力的制约也十分突出，政府统配一切削弱了生产驱动阶段的社会，对全民的生产意志和国家的物质基础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建设缺乏稳定的政治环境。计划经济体制虽然目的指向经济建设，但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后续社会主义改造阶段，与恢复国民经济同时进行的是以阶级斗争为主要任务的政治建设。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张力是生产驱动阶段早期始终未能克服的消极因素。 第二，统购统销和口粮制度不利于农村发展。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虽然形成了资本的快速积累，但是在平均分配制度下，以土地为代表的生产资料对家庭生产能力和需求的限制消失，人口增长代替生产成为扩大家庭消费的手段，导致中国人口的不断膨胀。与此同时，“工占农利”的剪刀差削弱了中国农业发展的优势，使农村成为计划经济时期发展的薄弱环节，即使到70年代末，全国仍有大 约2亿农民食不果腹。 第三，全民生产的积极性无法提高。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民对于粮食的自由处置权被剥夺，先国家、再集体后个人的分配次序使人民无法摆脱吃穿用这一基本问题，投入社会生产的积极性不足。同时在城市中，国家实行统一工资制度，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人员严格根据级别领取工资，“身份”是获取报酬和生活物资的主要衡量标准，生产能力的作用不够凸显。 2.1.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 为此，党中央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反思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不足，进行战略指导思想纠偏，改变生产驱动发展过程中诸动力要素的张力，通过“双轨渐进”的方式实现“放权让利”，建立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和中国现实国情的微观经营体制、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 制度的改变源自思想的解放。在“十年浩劫”结束后，党中央通过对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经济探索经验的总结和现实社会矛盾的瞄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进行了思想统一，明确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社会主义”观念遭到批判。从1978年到1980年，党中央开始反思计划经济体制的内生缺陷，从“大计划小自由”分离和按计划的生产经营和按市场需求的生产经营开始，重新思考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于 1979年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并在1980年的中央干部会议上正式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中心任务。 当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后，经济制度改革成为当务之急。因为此时的中国已经意识到计划经济体虽然保证了中国经济速度的高增长，但是这个增长率一则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二则具有高集中和低效率的特点。根据表2-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