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第二期《区域动态》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区域动态（拉美和加勒比） 2023年9月第二期 2023年阿根廷现象级大选前瞻 当地时间8月13日23时40分，阿根廷国家选举委员会公布当天进行的该国2023年全国大选初选初步计票结果，在对近75%的选票进行统计后，五个党派和政党联盟推举的总统候选人获得法定得票率，将参加今年10月22日举行的总统正式选举。“自由前进党”（LaLibertadAvanza）的极右翼总统候选人、现任国会众议员哈维尔·米莱（JavierMilei）以30.4%的得票率领先。执政党联盟“祖国联盟”（UniónporlaPatria）总统候选人、现任经济部长塞尔吉奥·马萨 （SergioMassa）和在野党联盟“共同变革”（JuntosporelCambio）的总统候选人、前国家安全部长帕特里夏·布里奇（PatriciaBullrich），分别以21%和17%的得票率分列第二和第三位。排名第四位的“为了我们国家”（HacemosporNuestroPaís）候选人胡安·斯齐亚莱蒂（JuanSchiaretti）的得票率为4.6%。“左翼阵线”（FrentedeIzquierda）候选人玛丽安·布莱格曼（MyriamBregman）的得票率为1.8%，排名第五。 米莱的意外领先被认为是初选的“黑天鹅”事件，一改阿根廷二十余年来左右翼轮流坐庄的局面，呈现出三分天下的态势，也为十月份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制造了重重悬念。本期社论编译将对初选结果与影响进行回顾，分析出现“米莱现象”的原因，并对终选出现变局的可能性进行分析。 一、初选过后：第一轮结果与影响 （一）意外开局 8月13日，阿根廷2023年大选初选拉开帷幕。根据阿根廷政府官网关于选举的相关信息介绍（Loquehayquesabersobrelaselecciones），当天举行的“初 步、公开、同时和强制选举”（EleccionesPrimarias,Abiertas,SimultáneasyObligatorias，简称PASO）是全国性初选，由公民投票决定参与大选的候选人名单。初选中达到选区有效选票1.5%的政治力量（政党、团体或个人）有资格参加10月22日的正式大选，并将从中选出下一任总统、副总统、南方共同市场议会中的阿根廷代表以及参众两院的部分组成人员。大选后，如果得票最多的候选人获得了45%以上的有效选票，或者获得了40%以上的选票，但与第二名的得票差距超过10%，则该候选人将被任命为总统。如果没有任何候选人达到了以上要求，则必须进行第二轮选举。第二次选举将于11月19日举行，相对得票率高者将胜选。 根据《第十二页报》（Página12）2023年9月1日文章《初选最终统计结果：米莱得票率低于30%，马萨和布里奇紧随其后》（Resultadosescrutiniodefinitivo:Mileibajódel30%,MassayBullrichseacercan），阿根廷国家选举委员会（LaCámaraNacionalElectoral）公布了初选的最终计票结果，极右翼自由前进党候选人、自由经济学家哈维尔·米莱最终获得了29.8%的选票，右翼反对党联盟“共同变革”获得了28%的选票，中左翼执政联盟“祖国联盟”获得了27.2%的选票，居第三位。据报道，最终计票结果与临时计票结果存在一些差异：主要变化体现在极端自由主义者哈维尔·米莱的得票率从临时统计的30.04%回落到29.86%，但仍然保持了初选第一名。因此，本次大选三大阵营之间的得票差距不到3%。虽然优势不大，但米莱在初选的脱颖而出仍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被认为是初选的“黑天鹅”事件。 阿根廷历史学家与记者卡洛斯·帕格尼（CarlosPagni）在《国家报》（ElPaís）2023年8月14日的文章《阿根廷人与民主，或阿波罗与达芙妮》（Losargentinosylademocracia,oApoloyDafne）中指出，阿根廷本次初选的结果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即基什内尔主义（Kirchnerismo）和马克里主义（Macrismo）这两个覆盖了所有可能的民主代表性空间的新现象经过二十二年的发展，正显示出令人担忧的衰竭迹象。阿根廷目前的政治状况可以溯源到2001年政治危机，2001年12月，阿根廷人打着“让他们都走”（quesevayantodos）的口号发起了一场涉及所有社会阶层的社会运动，导致时任政府陷入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这种全面崩溃使得两种主义应运而生，即内生于庇隆主义（Peronismo）的基什内尔主义和此 后组建共和国方案党（PRO）的马克里主义，它在非庇隆主义阵营中推动革新，与旧激进主义结盟，组成了“共同变革”联盟。 此外，本次初选还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其一是投票缺席率，在有资格投票的3500万公民中，有1100万人没有投票。有一些人是因为对公共事务缺乏兴趣，还有一些人则是因为对于现有体制不满而拒绝参加投票。考虑到阿根廷的选举是强制性的，这种参与选举的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个现象即“愤慨者”的出现：哈维尔·米莱的胜利。他是一位无政府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具有极右的政治意识形态，将自己定义为人民对“政治种姓”的复仇者，即对政客的复仇。自新冠疫情流行以来，米莱开始逐渐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他像一个摇滚明星一样在城市和乡镇出现，不举行政党集会，而是举办个人演讲。在一个习惯于使用美元来保护自己免受通货膨胀对货币造成的破坏的国家，他提出了美元化。由于缺乏权力机器，他匆忙建立了一个由国会和地方政府候选人组成的政党，其中许多人他甚至都不认识。计票结果显示，米莱获得了700万张选票。 （二）初选结果影响分析 初选结果对阿根廷各方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根据帕格尼的文章，弃票趋势和极右翼势力的出现，对迄今为止反对基什内尔主义政府的主要力量——“共同变革”联盟构成了挑战。阿根廷正在经历长期经济危机，十多年的经济停滞不前也影响到了这个联盟，该联盟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由毛里西奥·马克里 （MauricioMacri）领导执政，始终未能解决积重难返的经济发展问题。在本次初选中，“共同变革”联盟候选人以670万张选票、28.7%的选举票数、19%的选民投票率位居第二。该联盟中有两名总统候选人：帕特里夏·布里奇和奥拉西奥·罗德里格斯·拉雷塔（HoracioRodríguezLarreta）。他们都是职业政治家。布里奇没有强硬的选举背景，但拉雷塔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市长，拥有经济资源和地区内的广泛政治资源。然而，最终结果是布里奇以6个百分点的优势获胜。在这种情况下，非建制派的力量再次战胜了建制派的力量。此外，布里奇的言论有时与米莱的言论类似：她宣称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确保公共秩序并采 取适应国家发展的市场政策。米莱和布里奇的领先代表着阿根廷向右的急转弯和民众对强硬改革风的推崇，这也标志着拉雷塔倡导的对话协商战略在反对党联盟中的失败。 初选过后，一场艰苦的竞选活动在10月份的大选前拉开帷幕，这也是现任庇隆主义政府的最后冲刺阶段。现任政府未能控制住通胀，通胀率在四年内翻了一番多，达到115.6%。政府的糟糕表现进一步削弱了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 （AlbertoFernández）政府，也使塞尔吉奥·马萨身兼经济部长和总统候选人双重身份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现阶段马萨的处境非常不利，在政治风暴中，为了维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协议以获得70亿美元的拨款，马萨必须做 出调整。在初选初步统计结果出炉12小时后，马萨宣布比索将进一步贬值。许多专家认为，这一决定将导致物价持续上涨，并可能使本月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4%。初选之后，阿根廷经历了紧张的几周。美元对比索的价格在非正规市场上飙升，也导致许多国内的超市里开始出现商品被哄抢的现象。最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支付75亿美元，但警告说，阿根廷未能实现积累储备和削减赤字的目标，这一新的款项仅是为了“保障稳定和巩固中期可持续性”。 帕格尼指出，如果米莱和布里奇担任领导职务，那么阿根廷人就会认为，他们用选票扭转了过去20年中盛行的政府执政理念。对于基什内尔主义来说，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并没有听从于政治。米莱和布里奇代表市场，他们试图约束政治。虽然阿根廷人喜欢感觉自己与众不同，但在今年选举活动的前半程，阿根廷人表现出了一个日益普遍的趋势，即由政治失望导致的弃票行为增加和选举激进化。这些结果最终进一步分裂了政治局面。这种分裂在立法机构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因为在立法机构中政治势力越来越碎片化，想要获得多数席位越来越困难。对体制表现不佳的愤怒导致了分裂，而分裂又加剧了制度在改善其表现方面的无能。 二、“米莱现象”为何出现？ 在阿根廷初选中，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米莱成为得票最多的人。他的煽动性言论呼吁废除“政治种姓”，吸引了七百万对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和无动于衷的政客群体感到厌倦的阿根廷人。 （一）米莱与其主张介绍 《国家报》2023年8月16日文章《悬崖边的阿根廷》（Argentina,enelprecipicio）指出，就在几个月前，米莱还是一个留着卷发、思想离经叛道的候选人，他为器官买卖辩护，反对堕胎，参加了西班牙的极右翼呼声党（Vox）的集会，呼声党领导人在他获胜后赶来向他表示祝贺，此外米莱还收到了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贺电。起初阿根廷的政治家们都没有预测到他能获得如此高票，但他在最贫困街区的年轻人和上层阶级中的声望却越来越高，这是一种贯穿各领域的政治现象，没有人及时注意到这一点。 根据《世界报》（DW）2023年8月14日文章《全国初选：阿根廷处于政治十字路口》（EleccionesPASO:Argentinaenlaencrucijadapolítica）报道，虽然只有69%的选民参加了投票，但米莱的大胜标志着选举形势的转折点。这位候选人引起争议的原因不仅在于他风格独特、略带挑衅意味的外表与言行举止，还在于他反建制的立场。根据选举结果，这位52岁的经济学家将国家危机归咎于“政治种姓”，这一立场引起了选民的共鸣。米莱倡导深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他的参选口号包括实行彻底的美元化并废除中央银行，以及推行公司、公共教育和医疗保健私有化。 （二）“米莱现象”出现原因与社会评价 记者劳拉·迪马尔科（LauraDiMarco）2023年8月30日在《民族报》发表文章《哈维尔·米莱：为何成功，是天才还是疯子？》（JavierMilei:porquéarrasa, ¿geniooloco?）。她指出，是那些被排斥在体制之外的年轻人和穷人决定了初选的结果，也可认为是对那些他们认为的加害者进行了报复。迪马尔科认为，阿根廷是“局外人”领导者的温床。事实上，米莱在外国媒体中产生的吸引力不亚于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和她的追随者组建的“坎波拉组织”（LaCampora）曾经产生的吸引力。 该文还提到，阿根廷政治顾问费德里科·冈萨雷斯（FedericoGonzález）认为“米莱狂热”是一种宗教性多于政治性的体验，它是21世纪的典型产物。对 于那些试图用20世纪的眼光来捕捉它的人来说，这是一种难以把握的现象。首 先，因为它是感性的，而非理性的。米莱说什么并不重要，他的粉丝并不听他的 内容，而是感受他。厄瓜多尔政治咨询顾问海梅·杜兰·巴尔瓦（JaimeDuránBarba）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即阿根廷民众投票给米莱并不是因为他是自由派，也不是因为他是右翼，而是因为他在为民众呐喊。 《国家报》2023年8月14日发表文章《阿根廷人与民主，或阿波罗与达芙妮》（Losargentinosylademocracia,oApoloyDafne）指出，米莱的成功有几个特殊之处。其一是其支持率之高，有民调机构曾预测他可能会在初选中表现超常，但获得29%的选票仍然是超乎意料的结果。他的领导力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横向魅力，他的选票不仅来自较为富裕的群体，也来自无家可归者居住的贫民窟。他在年轻人中的号召力也是有目共睹的，根据政治学家罗德里戈·扎拉萨加 （RodrigoZarazaga）的调查，在极端贫困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