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第三期《区域动态》东南亚地区

区域动态（东南亚） 【区域动态】阿拉什·哈泽尼《城市与荒野：在东南亚邂逅印度-波斯》，用波斯语材料书写的“非主流”缅甸史 编者按：如何用波斯语材料写一段缅甸历史？波莫纳学院历史系教授阿拉什·哈泽尼 （ArashKhazeni）试着用《城市与荒野：在东南亚邂逅印度-波斯》(TheCityandtheWilderness:Indo-PersianEncountersinSoutheastAsia）一书给出答案。作者是书写流动与相遇的老手，其前一本专著《天蓝石：世界史中的绿松石贸易》(SkyBlueStone:TheTurquoiseTradeinWorldHistory）讨论了绿松石在美洲与欧亚之间过往的贸易流通与纠缠。但即便是如此关注人员流动与货物贸易的史家，在缅甸西部看到铭有波斯文、孟加拉文与天城体的硬币时，仍倍感惊讶——在次大陆与中亚语境讨论印度-波斯交流与遗产的书籍汗牛充栋，但次大陆东缘却在这一讨论中近乎缺席，史家恐怕也很难读到现成的研究。另一方面，当代语境中人们更熟悉的国界、宗教、族群划分，以及人们对缅甸、孟加拉的想象局限了主流的认知。随着近年缅甸西部与孟加拉的波斯语材料逐渐受到关注及相关研究的出版，或许将来读者可以期待更多的讨论。 为何要用波斯语材料写缅甸历史？波斯语是彼时活跃在孟加拉湾沿岸的商人与知识分子常用的语言，他们留下的行记、文档和铭文也就成为了解这段历史的史料。哈泽尼教授结合文字材料与实地走访所见，展现了18-19世纪缅甸西部与次大陆的来往与联结——在若开因各种冲突与苦难成为焦点的当下，过去当地在文化、社会与地理意义上与外部世界复杂的联结提醒着各方，应当对现有的叙事和想象有所反思与防备。同时，在缅甸史研究高度依赖英语档案的现状面前，波斯语史料揭示的，是殖民者主流叙事以外的丰富往来。规范、易得的英语档案是现今对缅甸过往认知与想象的主要来源，《城市与荒野》一书，让我们看到了突破这种局限的可能。当然，从印度-波斯的视角看，当时缅甸腹地如何与若开互动？若开地方语境中如何想象和认知地理空间？印度-波斯的邂逅在更东面的泰国又是怎样一番光景？此书也留下了诸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线索。 TeaCircle于2021年11月发布克里斯蒂安·吉尔伯蒂（ChristianGilberti）评论阿拉什·哈泽尼（ArashKhazeni）所著《城市与荒野：在东南亚邂逅印度-波斯》（TheCityandtheWilderness:Indo-PersianEncountersinSoutheastAsia）的文章。TeaCircle是关注缅甸议题的学界同仁共享知识和信息的重要平台。作者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南亚与东南亚研究系博士生。书评摘编如下： 在《城市与荒野》一书的序言中，历史学者阿拉什·哈泽尼写道，2014年访问缅甸若开邦的阿拉干王国(Arakan)古都妙乌（MraukU）时，托甘登（Dukkanthein）佛塔激发了他的兴趣，自此开始研究缅甸和莫卧儿世界之间众多的“往来和互联”（contactsandinterconnections）。由于疫情、政局动荡以及缅军与若开军之间持续的冲突，游客如今难以涉足这一佛教名胜；哈泽尼当时到访时，他无意间在一堆要被熔化来浇铸寺内新佛像的破铜烂铁中发现铭有天城体（Devanagari）、孟加拉文（Bengali）和波斯文（Persian）三种文字的莫卧儿硬币，令他惊讶。带着一丝感怀，他写道：“当时我从未打算写一本关于缅甸的书，但在这次邂逅之后，我开始寻找关于18、19世纪之交缅人和若开人王国的一切波斯语资料” （原书第xii页）。 哈泽尼在《城市与荒野》一书中的工作远不止这些。他把目光投向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到访缅甸的印度-波斯人，这些知识分子那些沟通了不同文化、不同帝国，同时又游走 在不同文化与帝国之间的知识分子，哈泽尼借此批判南亚和东南亚研究之间人为构建的学 科界限。如他哈泽尼所言，“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研究交界处，阿拉干（以及缅甸）的历史 挤在地区研究界线和强加的地理边界之间”（原书第136页）。事实上，缅甸与印度的历史深深地交织在一起，直到二战之后以降，人们才仅仅将这个国家当作东南亚的一部分（“东 南亚”是盟军在1941年炮制的一个战略名称）。有鉴于此，哈泽尼的框架响应了历史学家乔纳森·萨哈（JonathanSaha）的呼吁，将现代缅甸历史作为印度次大陆政治历史的一部分来看待。同时，该书也呼应了通猜·威尼差恭(ThongchaiWinichakul)在《图绘暹罗》（一部关于地图和制图术如何影响泰国“地区”和“国族”概念的著作）中所提出的“地理实体”（geo-body）概念。然而，不同于通猜，哈泽尼向我们展示的是来自游记的观点。换言之，《城市与荒野》警告历史学者们不要把现代的国族、边界和种族划分投射到过去，也呼吁人们保护像缅甸这样的国家中多民族、多宗教的遗产。 哈泽尼在此书中追寻了莫卧儿统治日益式微、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57年后殖民野心膨胀时前往东南亚的各路印度-波斯诗人、神秘主义者、艺术家和学者们的精彩的人生及其出色的著作。由此作者主张，在该地进入强殖民（highcolonialism）时代之前的亚际（inter-Asian）语境中，东南亚“风下之地”（Zirbad）有过丰富的“邂逅印度-波斯”的历史。晚近有历史学者，如苏尼尔·阿姆里特（SunilAmrith）概述了英国殖民统治的顶峰时期（1857-1945）东南亚与印度之间的广泛联系；但仍鲜有历史学者探讨十八世纪东南亚与印度的联系。 哈泽尼写道，在这个过渡时期，到访东南亚海岸的波斯语游记是一种更广的“寻奇记” （Shigarf-nama）体裁下的一支，后者旨在描述已知世界中的诸种奇迹。但随着英国势力的到来，此类记载与“东印度公司及其科学部门——亚洲协会（TheAsiaticSociety）的东方主义追求”合流，“一道调查次大陆的环境、经济、帝国、语言和宗教”（原书第2页）。与之一起一道生产的殖民地文学和影像将缅人和阿拉干的佛教王国描绘成神圣的“森林世 界”，由一位维护城市（abad）和荒野（biyaban）之间平衡的“王中之王”（padishah）主宰；只有他才有权开发在其领地内发现的自然资源，如柚木、大象、宝石和黄金。但如哈泽尼所书，在将缅甸描述为“莫卧儿世界尽头”的异域时，服务东印度公司的印度-波斯知识分子也在无意中“加深了印缅之间的脱节，进一步建构了日益强烈的差异感”（原书第2页）。正是这种差异感最终使缅甸在殖民晚期成为与印度“截然不同的地理文化空间”，进而使英国在1937年将两国一分为二。 全书结构 该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了印度-波斯人书写东南亚行记的传统，以及莫卧儿作家们如何将东南亚群岛视为已知世界的尽头。第二部分将几位为东印度公司工作的印度-波斯艺术家和抄写员的作品放到1785年该公司征服阿拉干后，这家“高尚的公司”调研勘测、绘制地图和记述缅人帝国风土的大型计划背景中进行讨论。 第一章讲述“横跨印度洋的两位波斯漂流者”——米尔扎·谢赫·伊提萨姆·丁（MirzaShaykhI'tisamal-Din）和阿布·塔利布·汗·伊斯法哈尼（AbuTalibKhanIsfahani），从18世纪中叶开始他们曾多次航行到欧洲和印度洋沿岸地区。细读两人的旅行记述，哈泽尼“检视了印度-波斯世界对印度洋边缘及离岸莫卧儿帝国的认识是如何被构建的…”（原书第14-15页）。第二章追寻伊朗游方学者、商人米尔·阿卜杜勒·拉提夫·汗·舒什塔里（Mir'Abdal-LatifKhanShushtari）的行迹，他于1801年在海德拉巴（Hyderabad）出版了著作，“莫卧儿将东南亚视作奇妙自然世界的观点由来已久，加上些许殖民者观念中对自然界中荒野的崇敬，舒什塔里将缅人帝国及当地的森林景观塑造成为了莫卧儿世界的边缘”（原书第15页）。 第三章介绍了179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觐见波道帕耶王（KingBodawpaya）（1782-1819）的首个官方使团。使团由迈克尔·赛姆斯（MichaelSymes）率领，精通波斯语的印度抄录员(Munshi)陪同出访。赛姆斯本人会说波斯语，还用波斯语与缅王通信，“遵循着印度-波斯、莫卧儿的行为准则”（原书第16页）。第四章循着印度植物艺术家辛格伊·贝伊（SingeyBey）的足迹，协助赛姆斯和植物学家弗朗西斯·布坎南（FrancisBuchanan）用画笔记录了伊洛瓦底江流域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并将记录编目。他的故事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微观史。他笔下的缅甸是一片充满神圣意蕴的“森林世界”，他“感知到的缅甸是一片考古现场，满是作为符号的上座部佛教物质文化、遗物和偶像，随处是自然世界的轮回与消长”（原书第16页）。 第五章着眼缅甸西部多宗教融合的佛教王国——妙乌（thesyncreticBuddhistKingdomofMraukU）（1429-1785），检视该地与孟加拉湾及以外的联系。18世纪末，缅人帝国向阿拉干的扩张将阿拉干人（莫卧儿人称之为“马格”（Magh））赶过边境，赶入孟加拉地区，接触到了东印度公司和莫卧儿治下的印度。接触反过来促使英国人收集失落的“马格王国”的信息。哈泽尼揭示了在这一过程中，东印度公司严重依赖印度-波斯“中间人”。抄录员沙阿·阿齐扎拉·布哈里·卡兰达尔（Shah‘AzizallahBukhariQalandar）便是其中一例，他帮孟加拉的亚洲协会将阿拉干佛教文本从巴利语译成波斯语，并试图“在印度-波斯和苏菲（Sufi）的想象中重塑妙乌佛教王国。”在阿齐扎拉的狂想中，佛陀成为一位在荒野中寻求真理的苏菲派神秘主义王子，而佛本生故事（Jataka）变成了苏菲派的寓言（原书第135页）。 最后，哈泽尼在后记中回到了21世纪，着眼缅甸的清真寺、神殿和苏菲派圣人的圣墓 （dargah）废墟。这些废墟至今仍不失为一道风景。这一章类似游记，哈泽尼认为，缅孟边境一度多宗教融合的佛教文化残存正在消失，“佛穆之间日益加深的身份之分、不同社群之间的暴力、大环境下久居于此的穆斯林被害或流离失所，这些都让遗迹濒临消失”（原书第17页）。作者还如侦探一般，引人入胜地揭开巴德尔·卡萨姆神庙（BadrQasamshrine）的真实位置。 对研究贡榜王朝（Konbaung）时期缅甸的学者而言，此书回应了诸多关切。也许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哈泽尼断言：“通过波斯语，东印度公司才认识了缅甸帝国”（原书第6页）。赛姆斯出使缅廷用的是波斯语，斡旋其间的是一位有伊朗血统、说波斯语的亚美尼亚人巴巴·希恩（BabaSheen）——但学术界忽视了这些事实。此外，哈泽尼对贡榜宫廷融合性的强调表明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波道帕耶王任命苏菲圣人侯赛尼（Husayni）担任伊斯兰法官（qadi），而穆斯林萨亚吉吴努（穆罕默德·卡西姆）（SayaGyiUNuMuhammadQasim）被派往印度，他为波道帕耶王的图书馆带回波斯语和梵语书籍（原书第155-157页）。这些贡榜王朝内外信仰百花齐放、或合而为一的亚际联系重要却未得探讨，研究的重心让位给了殖民遭遇。 就殖民时期英缅互动的传统理解，此书也给出了值得玩味的修正。学者如廷昂（HtinAung）博士强调，英人和缅人之间缺乏一致是双方谈判一再失败的主因之一，失败的谈判以英国1885年征服上缅甸告终。据信，1826年，缅廷的一位大臣不无遗憾地对英使说，“你们的诸多习俗和我们截然相反。你们用白纸写字，我们用黑纸。你们起立，我们踞坐示意；你们脱帽致敬，我们脱鞋。”（引自廷昂，《遭殃的孔雀：1752-1948年的英缅关系》，第16页）（HtinAung,TheStrickenPeacock,p.16）。但该书表明英缅早期接触中其实至少有一点共通之处，即尊波斯语为外交与沟通语言。正因如此波道帕耶王用波斯语给英王写了一份国书（farman，诏书），并出钱在宫中雇佣了精通波斯语的穆斯林抄录员（原书第104-105页）。此外，哈泽尼在后记中强调，随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