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第三期《区域动态》东南亚地区

区域动态（东南亚） 【区域动态】左右田直规《马来世界的概念化：马来亚的殖民主义和泛马来身份认同》，关注“殖民知识”的本土化与“马来亚”对泛马来人身份的追求之间的相互关系 编者按：本期区域动态关注“马来人”“马来民族”和“马来西亚”这些被赋予特定内涵、具有特定历史语境和内在逻辑的概念。冷战时期的马来亚，反殖、反帝、抗日、寻求独立等各种意识形态与价值认同呈现权衡与竞争的态势，“马来亚”作为英国殖民者创造的政治符号，是基于其统治的政治疆界而界定的，并非基于民族历史、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自然形成的。因而“马来亚”究竟是“想象的共同体”还是“概念化的世界”？同样，马来人的身份概念经历了各种转变。前殖民时期的身份认同基于对苏丹国的个人忠诚和亲属关系。殖民地时期，英国人建立的领土管辖权和初具规模的“马来亚”扩大了马来人的认同基础。与此同时，“泛马来人”概念的竞争性表述首次出现在非马来人穆斯林和马来人穆斯林知识分子之间，去殖民化和民族国家的独立催生了对马来人身份的排他性表述。随着马来社会的现代化和马来中产阶级的出现，“马来人”的概念界定不断更新。 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左右田直规（SodaNaoki）所著的《马来世界的概念化：马来亚的殖民主义和泛马来身份认同》（ConceptualizingtheMalayWorld:ColonialismandPan-MalayIdentityinMalaya）揭示了殖民知识本土化结果同其制造初衷间的巨大张力：殖民者在马来亚建构了新的马来人概念，但殖民知识的本土化过程带来了相反的结果。它唤醒了以易卜拉欣·雅各布①为代表的马来民族主义青年，解释、转变和化用着殖民知识，试图重新概念化 ①易卜拉欣·雅各布是建设马来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就读于苏丹依德理斯师范学院，在1930年创办马来亚青年会（BeliaMalaya），1938年同其他马来知识青年创立马来亚青年联合会（KesatuanMelayuMuda,KMM）。学界通常将易卜拉欣视为马来亚正式抵抗英殖民统治的第一位政治领袖（范若兰2018:152）。在 吴小保《思想末罗游：华马文史散论》（八打灵再也：文运，2021，第9页）中译作“依布拉欣·耶谷”。在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马来西亚华文独中教科书《马来西亚及其东南亚邻国史》（加影：董总，2017，第232页）译作“伊布拉欣·耶谷”。范若兰等《马来西亚史纲》（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8，第152页）译作“易卜拉欣·雅各布”。此处根据范若兰等中国大陆学界中文惯常译法译出。 马来亚青年联合会（KesatuanMalayuMuda，KMM）成立于1938年，是一个坚持“大马来亚”（MelayuRaya）信念的马来民族主义激进左倾团体。“大马来亚”（MelayuRaya）的构思是由苏丹·依德利斯训练学院历史讲师阿卜杜勒·哈迪·哈桑（AbdulHadiHajiHassan）所提出，呼吁马来西亚、文莱、泰国南部（Patani）、新加坡和菲律宾南部（Sulu）的马来民族组成的统一国家。马来世界（AlamMelayu）必须团结在一个“大马来亚”的概念下,形成一个超越地区狭隘精神和民族主义的马来民族，以发展社会经济。曾任北婆罗洲渣打公司（SyarikatBerpiagamBorneoUtaraBritish，NorthBorneoCharteredCompany）董事的布拉西勋爵（LordBrassey）也曾提到“大马来亚”的想法，为确保英国在东南亚的管理能更有效地进行。——译者、编者注。 马来性，提出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自主和建立“大马来亚”（MelayuRaya）的诉求。“殖民知识”（colonialknowledge）作为一个概念，由人类学家兼历史学家伯纳德·科恩 （BernardCohn）在其长达30年对英国在印度殖民的实证研究中提出，普遍应用于马来西亚历史和东南亚历史的论述中。本书不否认殖民者在创造和再生产民族身份方面的影响，但更强调被殖民者在其中并非是消极参与者。殖民知识提供了思想工具，本土知识分子利用殖民主义知识建构，以本土化的理念而不单是英国殖民力量，来创建、改造他们自己国家，并重新定义“马来人”的种族概念，调解了“官方人口普查分类和大众意识之间的差距”。本书系统梳理了马来亚左翼独立运动先驱的思想脉络，超越后殖民主义之后的想象，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模式互动和马来民族主义起源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有助于读者思考新兴民族国家运作的本质逻辑。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主办刊物《东南亚研究杂志》（JournalofSoutheastAsianStudies）于2022年4月发布文莱达鲁萨兰大学历史和国际研究高级助理教授隆美尔·A.库拉明 （RommelA.Curaming）关于左右田直规教授所著《马来世界的概念化：马来亚的殖民主义和泛马来身份认同》书评文章，全文编译如下： 在过去几十年中，马来西亚对种族政治（racialpolitics）的反复质疑为一些著名的书籍和文章的出版铺平了道路，这些书籍和文章探讨了马来人的边界和马来人的概念化。左右田直规的《马来世界的概念化：马来亚的殖民主义和泛马来身份认同》一书是对这一领域有限但不断扩展的研究的一个可喜补充。 这本书的前提简单明了：像R.J.威尔金森（R.J.Wilkinson）和R.O.温斯泰德（R.O.Winstedt）这样的英国学者兼殖民地官员所生产的历史和地理知识已实现本土化或在地化 （indigenisedorlocalised），而不是被动地被马来人接受，其产生的结果是矛盾的。这一过程中再现了殖民主义，同时也塑造了支撑马来民族主义的泛马来人身份（pan-Malayidentity）。左右田直规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通过研究“殖民知识传播和化用”（transmissionandappropriationofcolonialknowledge）的再生产和转化效应，来解释他所认为的“殖民教育和马来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关系”（第54页）。 从教育史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卓越贡献。这本书对20世纪早期阶段马来亚与马来人身份形成相关的历史和地理知识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调查。它试图涵盖知识生产、传播和化用的多个层面，这样的研究在东南亚语境下尚未完善，值得人们注意。第二章和第三章清晰地描绘了英国人在马来亚实施的本土教育体系的内容和框架，聚焦于一所师范学院——苏丹·依德理斯师范学院（SultanIdrisTrainingCollege,SITC）。SITC课程、课外活动和宿舍生活的描述很有学术价值，它展现了可能激发民族主义情感的教育实践和普遍氛围。 第四章详细分析了两位英国学者兼殖民地官员（威尔金森和温斯泰德）和一位马来教师 （AbdulHadi阿卜杜勒·哈迪）编写的历史和地理教科书的内容。本章还强调了在三个主要主题的概念化中，从英国视角到本土视角的转变与连续性：马来人共同体（Malaycommunity）的广义定义不以宗教为基础，而广泛包含马来半岛以外的“混血种族”（mixedrace）；马来人“家园”（Malay“homeland”）是一个在州、半岛和群岛范围内，灵活而广泛的概念；最后，其历史时间观是进步主义（progressivist）和进化论（evolutionary）的。从比较史学的角度来看，本章具有启发性。 上述三个主题的选择似乎具有战略意义。第五章中讨论了易卜拉欣·雅各布（IbrahimHajiYaacob）的生活和思想，通过其案例阐述了其如何将殖民知识转化和适用为民族主义思想。本书综合了大量现存的和新的资料，包括那些用日语撰写的资料以及迄今为止很多人都无法接触到的资料，以及为支撑本书主要论点而组织的关于易卜拉欣生活和思想的素材，使这本书成为已出版研究易卜拉欣·雅各布的几部作品中值得一读的作品。 然而，作为对马来人身份和民族主义的分析，本书主要论点所依据的基本假设可能会受到质疑。民族主义难道不是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反应吗？难道不是像帕沙·查特吉（ParthaChaterjee,NationalistThoughtandtheColonialWorld:ADerivativeDiscourse,1986）提出欧洲 中心主义话语的形式和衍生形式是模块化的吗？民族主义难道不是一种智识活动吗？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自我形成（self-formation）的行为，难道不应该站在民族主义者自己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外部观察者的立场上去看待、感受和构想吗？ 研究中使用殖民教科书作为主要来源，有效地确立了英国殖民主义在泛马来亚主义发展中的首要作用，并将马来民族主义狭隘地视为主要是反殖民主义。显然，左右田直规注意到这种分析路径的限制，但他仍然选择通过“英国殖民主义……对马来亚当地居民行使了强大的知识霸权”来为其辩护（第3页）。他主要集中在易卜拉欣·雅各布关于共同体、空间和时间的观点上，以说明这一分析方案，而遗漏或低估了马来民族主义可能更广泛和更深层的来源（包括伊斯兰教和反非土著人情绪①），以及马来民族主义的多样性，这些民族主义来自竞争的民族意图（nations-of-intent），富含不同的色彩——反殖民主义（anti-colonial）、亲殖民主义（pro-colonial）和伊斯兰主义（Islamic）等等。易卜拉欣被认为是非精英、大众和反殖民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造成了一种误导性印象，即殖民知识被化用于民族主义目的是一件大事。亲英国民族主义者（Pro-Britishnationalists）也可以被证明做了本质上类似的事情，但由于该书对民族主义的狭隘概念，他们在分析中被忽视了。如果能比较马来亚的反殖民主义和亲殖民主义民族主义者是如何将殖民知识适用于各自目的、如何以此确立殖民知识的重要程度，将会很有启发性。更重要的是，将民族主义者的类别扩大到包括反殖民主义者和亲殖民主义者，以及非殖民主义者（non-colonial,因选择或默认脱离殖民关系的直接范围的群体），凸显了明显的伪二分法和稻草人谬论（strawman’sfallacy），这也是所谓殖民教育和马来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的基础。在某些情况下，与其说他们是相互排斥或对立的，倒不如说它们可能是相互强化或共构（co-constitutive）的。 该分析框架也可能被其知识分子智识偏见所拖累，将民族主义主要视为一种思想或意识形态，或一种智识行为或产出。如果民族主义被更全面地概念化，包括其情感性、表演性、过程性和平庸或经验性的属性，本书可调整其主张，通过减少教科书知识的权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民族主义。 因此，我想更多说明，泛马来人的身份认同可能也是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它并非主要是智识活动的最终结果。在对易卜拉欣早年生活的讨论中窥见一斑， ①译者注：anti-non-Bumiputera 但由于这本书的分析方案偏好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t），这一点不幸地被当作背景资料遗漏了。 这些疑惑并没有使这本书失去价值。它研究充分，经验丰富、架构良好且写作清晰。这对我们理解马来西亚知识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历史有着重要贡献。 （英文原文见RommelA.Curaming.(2022).Malaysia.ConceptualizingtheMalayworld:ColonialismandPan-MalayidentityinMalayaBySodaNaokiKyoto:KyotoUniversityPress,2020.Pp.xix206.JournalofSoutheastAsianStudies,53(1-2),385-387.doi:10.1017/S002246342200011X.编译转载已获作者授权）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主办刊物《马来西亚研究》（KajianMalaysia）于2021年4月发布马来西亚理科大学远程教育学院历史系高级讲师诺丽森·卡迪尔（NorizanKadir）关于左右田直规所著《马来世界的概念化：马来亚的殖民主义和泛马来身份认同》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