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重阳-过于离谱——“中国崛起顶峰论”批判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目录 核心提要1 一、“中国崛起顶峰论”—“中国崩溃论”的翻版3 二、研究方法存在重大缺陷4 三、“经济增速放缓致顶说”有违逻辑、常识和史实6 四、“疫情冲击致顶说”无任何依据，已被现实打脸10 五、“美国对华出口限制致顶说”将终被证伪15 六、中国经济崛起势将持续，GDP于2030年超过美国27 七、“中国崛起顶峰论”必将破产31 核心提要 ●近一年半来，“中国崛起顶峰论”冒起，为“中国崩溃论”的翻版。 美国布兰兹和贝克利教授提出过去10余年内部经济增速放缓和近来外部围堵强化导致中国崛起见顶和结束；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宣称新冠疫情“清零”政策和美国对华出口限制致使中国经济增速快速下行，从而中美GDP不会逆转；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认为新冠疫情封控政策造成2022年中国经济重挫从而综合实力无望真正超过美国。《经济学人》杂志2023 年5月刊更是把“中国崛起顶峰论”作为封面文章。这是过去20余年来“中国崩溃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 ●“中国崛起顶峰论”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重大缺陷。 第一，概念定义不清；第二，逻辑上有所欠缺；第三，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高度短视；第四，也是最为重要的，弱研究导出强结论。 ●“增速放缓致顶说”有违逻辑、常识和史实。 经济学逻辑告诉我们，过去12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经济发展阶段演进的自然结果，不能由此判断崛起见顶。 数学常识指出，增速放缓既不说明绝对顶峰，也不意味着相对顶峰。历史事实是，增速放缓过程中中国经济崛起在绝对和相对意义上都在 继续。 ●“疫情冲击致顶说”无任何依据，已被现实打脸。 新冠疫情影响一国的长期发展前景之说，既无医学依据也无历史依据。此说已经很快地被现实打脸；新冠疫情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在中国已经 结束。 实际情况是，3年疫情期间中国经济相对于美国继续崛起。 ●“美对华出口限制致顶说”将终被证伪。 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意在科技打压中国，关键在芯片领域。 中国科技正以惊人的势头进行追赶，发明专利申请和被授权数量、国际期刊热点论文发表数量、科学与工程领域文献数量和研发人员数量均全球排名第一；研发经费、国际顶尖期刊论文数量和高被引论文数量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在基础研究、前沿科技和工程科技三大领域均取得了重大科技突破，工程科技方面尤其出色。 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打压只能进一步激发中国的追赶决心和斗志，从而加速中国科技追赶的步伐。 科技打压的结果必是两败俱伤，对中美两国都是难以承受之灾，两国科技难以完全脱钩。 ●时间将在中国一边，在“新型举国体制”下，中国必将战胜美国的科技打压，最终实现科技追赶。 中国经济崛起势将持续，GDP于2030年超过美国 在科技跃进、结构升级、城市群/都市圈崛起和进一步改革开放等四大引擎的驱动下，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将中高速增长，继续明显地快于全球和美国经济。 其结果，中国GDP的全球占比进一步上升；中国经济相对于全球经济持续崛起。 ●中国GDP于2030年超越美国；中国经济相对于美国经济持续崛起。 同时，经济质量不断提升，进一步向现代化迈进。 ●“中国崛起顶峰论”必将破产。 本世纪初以来，出于不愿看到中国崛起和相信中国不能崛起之观念上的先入为主，加之对于中国国情缺乏了解和研究方法存在重大缺陷，“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但是屡唱屡败。 由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崛起顶峰论”将破产得更快和更为彻底。 一、“中国崛起顶峰论”-“中国崩溃论”的翻版 近一年半来，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其他经济体同样遭受新冠疫情冲击而明显放缓与动荡，“中国崛起顶峰论”冒起，宣称40余年来中国的崛起已经见顶，永远也追赶不上美国。 此论始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哈尔.布兰·(HalBrands)和塔夫茨大学(TuftsUniversity)政治学副教授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Beckley)联名在2021年9月24日《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 和2021年10月1日《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上发表的文章，提出过去10余年内部经济增速放缓和近来外部围堵强化导致中国崛起见顶结束。 一年余后的2022年12月14日，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发布估算称，新冠疫情（COVID-19）“清零”政策和美国对华出口限制将致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快速下行，从而中美GDP（国内生产总值）不会逆转，中国GDP不会超过美国。 近者，2023年2月6日，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LOWYINSTITUTE) 发布《亚太实力指数》报告，认为新冠疫情封控政策导致2022年中国经济重挫从而以经济能力为首要指标的综合实力无望真正超越美国。 2023年5月13日发行的《经济学人》(TheEconomist)更是把“中国崛起顶峰论”作为封面故事，刊文表示，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迅猛增长成果显著，可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地缘政治动荡及美国对华科技打压等问题导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未来也难以超越美国，更可能与其不相上下。 虽然用词有所变化，如此的“中 国崛起顶峰论”似曾相识，不过是过去20余年来不断出现的“中国崩溃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当中国崛起正兴时断言崛起不了会崩溃，当中国崛起已定时又预言崛起见顶不会持续。 显然，从以上三大研究来看，“中国崛起顶峰论”的主要依据是中国经济崛起见顶，因而“中国崛起顶峰论”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崛起顶峰论”。 二、研究方法存在重大缺陷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以上三大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重大缺陷。第一，概念定义不清。比如， 就顶峰一词来说，是增长速度的顶峰还是规模的顶峰，是绝对顶峰还是相对顶峰；就经济增长速度而言，是放缓还是停滞甚至衰退；衡量一国的经济实力或国力，是基于名义的以市场汇率计算的GDP还是实际的以购买力评价计算的GDP等，都没有明确的说明，三大研究似乎各有所指。 第二，逻辑上有所欠缺。经济学理论指出，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其所在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三大研究指出近10余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却完全不谈其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数学常识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绝不意味着经济的绝对规模见顶，而要说相对于美国或全球经济的规模见顶，则要分别分析中国、美国或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并进行比较， 但三大研究都没有认真做这样的分析与比较。哲学道理更是强调，对任何一个事务要全面地看，不能只看树木，不见森林，特别是要抓住事务的主要矛盾，而三大研究的一个共同毛病是抓住中国经济中的一些局部且非主要的矛盾就推断中国经济的全局。 第三，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高度短视。中国崛起显然是一个中长期现象，但三大研究都缺乏中长期的基础性分析。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和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主要以短期的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便分别得出中美GDP不会逆转和中国国力 无望真正超过美国的结论，后者甚至仅以2022年一年的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作为依据而前者在2020、2021和2022年连续3年改变中美GDP逆转的预测，从2028年逆转到2033年逆转又到不会逆转，短视程度可见一斑。布兰茨和贝克利列举的一些负面因素中很多也是短期性的。 第四，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弱研究导出强结论。三大研究都以单薄的数据与事实呈现、浅显的研究深度和低度的经济学专业性，导出了强至断言中国经济崛起见顶这样一个宏大和对世界影响异常深远的结论，不能不说是劳动强度与预期的劳动果实不配，果也就不实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否崛起见顶是 个重大的经济学研究课题，要对此进行科学的研究，需要在经济理论的应用、数据与事实的呈现和各种经济因素的分析等方面都达到经济学研究所要求的专业程度，而三大研究起码从其公开发布的文章、报告或新闻稿来看离此相距甚远，通读后感觉只是一种观点的表达，而非观点的论证。 三、“增速放缓致顶说”有违逻辑、常识和史实 经济学逻辑告诉我们，过去12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经济发展阶段演进的自然结果 的确，经过1978年至2010年长达33年双位数（年均10.0%）的超高速增长之后，过去12年，即从 2011年至2022年，除2020-2022 年间受新冠疫情冲击大幅波动外，中国GDP的增长速度持续并逐年地放缓，如图表3.1所示。但这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演进的自然结果。 根据罗斯托(W.W.Rostow)经济成长阶段论,一国的经济成长分为六个阶段，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起飞、成熟和高额大众消费三大阶段；起飞阶段经济快速增长，成熟阶段增长放缓，高额大众消费阶段增长进一步放缓。 如果以10%或以上为超高速， 6%以上为高速、4-6%为中高速、 2-4%为中低速和2%以下为低速作为标准的话，世界经济史的研究表明，人类历史上只有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若干个亚洲经济体曾经经历了长达20年以上的高速经济增长， 包括1950年代初至1970年代中的日本，1960年代初至1990年代中的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和1970年代末至 2010年代末的中国，如图表3.2所示；印度和越南正处于高速增长的过程之中。 图表3.2还显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高速增长期后GDP增速不断放缓，表明经济发展从起飞阶段向成熟阶段过渡；这正是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所预示的结果。 我国经济也必是如此，超高速增长后告别起飞阶段而向成熟阶段迈进，随之增长速度放缓。过去12年正是我国经济从起飞阶段向成熟 阶段的过渡时期，增速从前33年的超高速水平放缓而换挡至一个较低的水平；这是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使然，并不说明中国经济出现了特殊问题。 实际上，中国经济在超高速增长期后的增速表现大大好于上述其他经济体。再看图表3.2，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GDP增速都在高速增长期后的第一个12年快速地回落至中高速（4.0-6.0%）或中低速（2.0-4.0%），然后，除新加坡外又更快速地回落至中低速，甚至低速（2.0%以下），如日本。但中国有所不同，在33年超高速增长后的第一个12年GDP年均增长6.6%，仍在高速区间；其间，前9年，即2011至2019 年，增速达7.3%，后3年，即2020 至2022年，受新冠疫情冲击才降为 4.4%，进入中高速区间。如此的12年GDP年均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排名第一，比全球平均高3.9 个百分点，比美国高4.6个百分点，比同为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越南、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分别高0.6、1.1和2.0个百分点，如图表3.3所示。 从另一个角度，就高速或超高速增长期后的第一个12年的GDP年均增速相对于高速或超高速增长期年均增速的下降幅度而论，中国为34%，大幅低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45-57%（再参见图表3.2），说明我国经济在超高速增长期后的放缓速度明显慢于这些经济体在高速增长期后的放缓速度。 了解这一点，对于过去12年我 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及放缓的速度就更不会感到惊奇了。 数学常识指出，增速放缓既不说明绝对顶峰，也不意味着相 达到顶峰，相对顶峰是指其相对于某一参照体的相对规模达到顶峰。 增速放缓，只要增速不至零，其绝对规模就将继续扩大，就不会有绝对顶峰；只要增速仍高于参照体的增速，其较于参照体的相对规模就将继续扩大，就不会导致相对顶峰。 图表3.1已清楚地显示，过去 12年中国经济的增速放缓，但离放缓至零相差甚远，因而不存在中国经济达到绝对顶峰的问题；图表3.3则表明，12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速6.6%仍为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