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商行2023年信用风险展望

www.lhratings.com研究报告1 城商行2023年信用风险展望 联合资信金融评级一部|韩夷|陈绪童|郭嘉喆|谷金钟 在上一篇专题研究报告中，我们对城商行发展历史及经营现状进行了介绍，阐述了城商行高速发展时期带来的风险隐患及挑战，以及近年来在监管及政府推动下，城商行合并重组进程不断推进带来的新格局。本文我们将聚焦于城商行近年来资产质量、负债结构及流动性、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性等方面的变动情况，对城商行整体信用水平进行分析和展望。经过十余年的沉淀发展，城商行已经形成了深耕区域经济的差异化发展特色，资产规模及各项业务进入平稳发展期；近年来，在强监管、经济走弱的大背景下，城商行以调结构为主基调，资产负债规模保持增长的同时，业务结构均有不同程度的优化，资产配置向信贷类资产倾斜，储蓄存款的较好增长和主动负债力度的减弱带动负债稳定性提升，信贷资产质量整体呈改善趋势，但仍面临贷款业务集中度较高、净息差走低、盈利水平承压以及核心一级资本补充压力上升等困境；同时，由于城商行经营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捆绑程度较深，信贷资产质量、拨备水平及盈利能力等方面的表现呈现较明显的区域分化。未来，随着我国经济运行持续稳定恢复，城商行仍将保持调结构、稳增长的主基调，整体信用水平将保持稳定。 一、城商行资产结构及资产质量 城商行资产规模保持增长，且增速波动上升，资产规模占商业银行资产总额的比重保持在15.5%左右。经过十余年的沉淀发展，我国城商行已经形成了深耕区域经济的差异化发展特色，资产规模及各项业务进入平稳发展期。近年来，我国城商行资产规模保持增长，且增速波动上升，其资产总额占商业银行资产规模的比重保持在15.5%左右。截至2022年末，我国城商行资产总额已达49.89万亿元，占商业银行资产规模的15.60%（见图1）。 图1：城商行资产规模占比及增速 数据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城商行信贷资产占比提升，资产结构逐步优化。从资产结构看，城商行在早期快速发展时期，在“规模信仰”的加持下，其资产结构存在非标投资规模较大、信贷资产占比较低的弊端；近年来，随着监管层加大对银行非标投资业务的约束力度，敦促城商行回归传统银行业务本源、凸显服务区域经济的使命，城商行积极调整资产结构，不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信贷业务规模保持增长，信贷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重有所提升，非标投资规模逐步压降，资产结构整体有所优化。本文根据样本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了120家覆盖全国范围的城商行作为样本，统计了其2019—2021 年资产负债结构、贷款集中度等相关数据，由于城商行资产规模分层严重，考虑到去除头部效应的影响，本文将样本城商行按照资产规模分为2000亿以下、2000-10000亿以及10000亿以上三类进行分析；从样本数据统计情况来看，2019—2021年，我国2000亿以下、2000—10000亿及10000亿以上资产规模的城商行信贷资产占比均有所提升，投资资产占比均有不同程度压降，同业资产占比保持较低水平，资产结构逐步优化。 图2：2019—2021年120家城商行样本资产结构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1.贷款 作为地方的重要金融资源，城商行以服务地方经济为使命，整体经营与地方经济发展“同频共振”，信贷业务政策导向性较强，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其信贷增速呈现逆周期性。城商行本着服务地方经济、促进地方产业发展、服务地方居民的原则开展信贷业务，在此基础上，我国城商行主要信贷业务开展有如下特性：首先，由于大多城商行股东均具备地方政府国资背景，部分城商行由市财政部门直接持股，高管人员亦由地方政府直接任命，这便使得城商行的决策机制及发展动机与地方经济发展目标能够保持高度一致，信贷业务开展配合地方政府的意愿更强，整体业务经营情况与地方经济绑定程度较深；其次，从信贷投放力度来看，城商行作为地方重要金融 资源，在地方金融体系中“经济的压舱石”这一角色尤为凸显，在地方经济下行期，城商行会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以维护地方经济稳定，信贷增速存在逆周期性；此外，从信贷投向的角度来看，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储备，随着地方城镇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入，城商行部分信贷资源会向城投平台公司倾斜，且相较于国有商业银行及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具有良好的地缘、人缘优势，当经营区域内有重大地方性市政建设项目时城商行通常会得到一定的资源倾斜。 强政策导向下，地方政府的干预是城商行发展道路上的“双刃剑”，既为城商行的发展提供了资源倾斜的“帮助之手”，又成为向城商行获取金融资源的“掠夺之手”。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其可以通过不同程度干预城商行开展信贷业务的决策，在强化城市建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获得城商行的资金支持，同时也会在信贷业务资源上给予城商行一定的倾斜。对于城商行而言，与地方政府的捆绑关系则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经济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对于城商行的支持及资源倾斜的力度更大，此时地方政府“帮助之手”的作用更为显著，而对于经济相对落后，地方债务压力较大的地区，省内金融资源较贫乏，地方政府对于城商行融资的需求更大，此时地方政府“掠夺之手”的作用会更加凸显。 近年来，随着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城投公司等承债主体隐性债务规模的逐渐扩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引起了中央政府及监管的高度关注，2021年8月，银保监会和财政部联合发布《银行保险机构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的指导意见》（银保监发[2021]15号，以下简称“15号文”），要求银行保险机构严禁新增或虚假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并妥善化解存量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同时，中央政府坚持着不救助、市场化的原则，要求地方政府积极调动市场各方资源进行债务化解工作。15号文出台后，部分投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平台业务规模较大的城商行对公存贷款增速明显放缓，且业务结构亦发生一定变动；未来，在地方政府化解隐性债务的过程中，城商行作为地方的重要金融资源，在为地方平台企业缓解流动性困难的同时，需严控隐性债务增量，妥善化解隐形债务风险，对于收益率较低、息差倒挂的项目贷款，城商行要加速收回；此外，城商行应加强甄别债务属性，加强对于政府项目评审风控，优先支持底层现金流良好的政府项目，并明确贷后管理要求，坚持守住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需关注政府隐性债务化解过程中对城商行资产质量和业务结构变动带来的影响。 在地方经济政策的引导下，城商行信贷资源配置集中度普遍较高。行业集中度 方面，城商行信贷投放与地方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高度相关，在强政策性导向下，城商行贷款投向当地特色产业制造业的比重相对较高，投向政信类业务的租 赁和商务服务行业贷款占比亦较高；此外，受早年房地产行业快速发展影响，叠加宏观经济下行企业信贷需求整体偏弱，城商行为保证一定的信贷投放力度，将信贷资源向房地产业倾斜，导致其房地产贷款亦占有一定比重，但近年来随着监管出台相关政策加强对各地方银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加之房地产行业整体下行，城商行房地产业贷款占比有所下降。客户集中度方面，作为地方政府的重要金融资源，城商行优先将信贷资源倾斜在地方大中型国企及城投平台，且单笔授信额度较大，导致其客户集中度亦呈现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各地监管部门加强对地方银行客户授信集中度监管，自2017年以来，各地多家城商行均因贷款集中度违规遭受监管处罚。近年来，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强，加之其引导城商行信贷资源向普惠小微领域倾斜，城商行贷款客户集中度呈下降趋势，绝大部分城商行大额风险暴露监管指标降至监管限额内。 城商行信贷资产质量呈改善趋势，但受信贷投向及客户结构影响，城商行不良贷款率略高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近年来，在疫情反复冲击、宏观经济整体下行的背景下，城商行制造业贷款风险持续暴露，制造业不良贷款率普遍处于较高水平；此外，房地产行业风险逐步传导至各地方城商行，亦对其信贷资产质量提出一定挑战；在此背景下，城商行持续加大对于存量不良贷款清收力度，加强信用风险管控，将风险防控前置，在上述综合因素影响下，城商行不良贷款率在小幅抬升后逐步压降，整体信贷资产质量呈改善趋势，但不良贷款率略高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从拨备方面来看，在信贷资产质量面临一定下迁压力的背景下，城商行近年来加大了信贷资产减值计提力度，拨备覆盖率有所提升，拨备保持充足水平，但低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 图3：城商行资产质量变化情况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图4：城商行拨备覆盖率变化情况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城商行与地方经济发展捆绑程度较深，其信贷资产质量与经营区域的金融生态环境及经济发展程度相关性较高，整体表现呈现较明显的区域分化。从信贷投放来看，城商行作为政策性导向较强的区域性银行，信贷投放通常会集中在区域内的城投平台公司及地方优势产业企业，而金融生态环境好的区域一般经济基础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内的地方龙头企业及城投平台公司经营能力较强，同时，强区域内的城投平台通常综合融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较强，发生债务违约的风险亦较低，其在地方城商行的贷款不易形成不良。此外，从不良贷款清收处置方面来看，强区域的金融法治水平相对较高，银行的债权能够得到保护，在银行通过诉讼等手段追回不良贷款时能够获得地方政府一定支持；同时，强区域内金融资源相对丰富，城商行亦能够依托地方性的资产管理公司及融资担保公司化解信贷风险。对于弱区域而言，弱区域的财政收入排名较靠后，财政自给能力较弱，区域内经济产业结构面临较大的调整压力；同时，弱区域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及“脱贫攻坚”政治目标工作中承担了较大的压力，如发展绿色产业、特色农业、企业重组、乡村振兴建设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这便导致弱区域债务压力逐年上升，城投平台财务结构有所承压，导致作为地方政府重要金融资源的城商行的信贷资产质量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其次，弱区域内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较少，大多数企业为小微企业，此类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面临宏观经济下行、疫情冲击等外部环境压力时，其经营受到严重冲击，现金流趋紧，导致城商行相关贷款风险暴露；此外，弱区域内金融机构数量较少，金融资源相对贫乏，当城商行风险有所暴露时，地方政府综合协调金融资源化解风险的能力较弱，进一步导 致弱区域城商行面临信用风险加剧。在上述因素影响下，城商行整体信贷资产质量区域分化较为明显，信用风险分层效应较显著。强区域内的城商行“优等生”，如宁波银行、杭州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长期保持较好水平，而弱区域的城商行，随着经营所处区域经济持续下行，财政收入承压，当地城商行信贷风险逐步传递、暴露，信贷资产质量面临较大的下迁压力。 具体来看，西部及东北部省份城商行信贷资产质量相对较差，且东北地区信贷资产五级分类划分标准较宽松，信贷资产质量面临进一步劣化的压力；东部沿海经济相对发达的省份城商行信贷资产质量普遍保持在良好水平。本文选取了覆盖30个 省及直辖市的93家信息披露相对完全的城商行作为样本，统计了各区域2021年度主要城商行的平均逾期贷款占比。根据样本统计结果，东北部分省份及西部省份城商行逾期贷款占比及不良贷款率处于城商行序列较高水平，且部分东北地区城商行逾期90天以上贷款占不良贷款比例明显突破监管红线，这揭示了其贷款五级分类标准不严格，信贷资产质量存在较大下行压力；广东省城商行普遍资产质量情况较好，但受个别银行拖累，广东省城商行平均逾期贷款占比排名靠前，为3.07%；山东地区城商行逾期贷款占比及不良贷款率均优于全国城商行平均水平，但其展期及借新还旧等重组类贷款规模较大，需关注其资产质量后续迁徙情况。另一方面，东南沿海地区省份，如福建省、浙江省及江苏省信贷资产质量整体较好，逾期贷款占比及不良贷款率显著优于城商行平均水平，逾期90天以上贷款占不良不良贷款的比例亦明显低于100%的监管要求，五级分类标准严格。从拨备方面来看，城商行拨备覆盖率亦呈现较大区域性分化效应，浙江省城商行资产质量较好，盈利能力相对较强，可用于计提拨备的财务资源较强，故浙江省城商行拨备覆盖率普遍处于较高水平，以样本内93家城商 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