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绿色转型路径、结构与治理

69 ■■■■■■■■■■■■■■■■■■■■■■■■■■■■■■■■■■■■■■■■■■■■■ 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路径、结构与治理 张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100836) 摘要:文章基于对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现实考察，从绿色转型成本—产业转型升级收益入手，对比发达经济体总量治理与中国分类治理的实践，构建研究框架，分析绿色转型过程中资源再配置的摩擦成本和如何实现效率补偿，讨论中国绿色转型的路径、结构、顺序和公共政策。文章认为，中国为实现绿色转型的平稳化过渡，必须引入关于结构性的讨论，降低转型中的结构性摩擦，不能仅关注总量减排。中国的绿色转型涉及新旧能源(及相关产业链)替代、产业中的电气化替代以及快速增长的数字化产业发展，应当使新的产业升级吸收传统部门衰弱带来的成本。同时，应当放弃激进的总体治理思路，转为契合中国实际的渐进式思路，以行业激励诱导新兴绿色产业发展，同时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加强公共政策的管理，探索符合中国的绿色转型发展道路。 关键词:绿色转型;碳达峰;碳中和;分类治理;产业替代;碳排放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46(2022)08－0069－13 2021年是中国全面开启绿色转型的元年，按碳达峰和碳中和的2060计划目标，中国需要40年才能实现绿色转型，而且需要从自我实践和转型摩擦中积累经验，进而在转型中推动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 全球经济的绿色转型思想源于早期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文中将自然资源耗尽纳入增长分析中。随着有关碳排放、温室效应的科学研究的不断增加，逐步形成了关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灾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首次把碳排放、气候灾害和经济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的是诺德豪斯，他构建了碳排放导致气温升高并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完成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总量研究，成功地引入了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实证研究，其动态综合气候变化模型(DynamicIntegratedModelofClimateandEconomy，DICE)成为全球政策分析的基础工具，形成了发达经济体以碳排放价格为调节基准的总量治理模式和绿色转型路径。Ⓒ之后，有关自然资源约束、碳排放对经济影响的论文大量涌现，如Acemoglu、Aghion、Krusell等的研究。Ⓒ中国研究碳排放总量路径模拟的学者众多，有代表性的是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团队，他们在设定温度、控制目标情形下模拟了碳排放总量发展路径。 作者简介:张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经济增长。 Ⓒ威廉·诺德豪斯:《管理全球共同体———气候变化经济学》，梁小民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 ⒸDaronAcemoglu，PhilippeAghion，LeonardoBursztyn，DavidHemous，“TheEnvironmentandDirectedTechnicalChange，”Ameri-canEconomicＲeview，Vol.102，No.1，2012，pp.131－166;PhilippeAghion，AntoineDechezlepretre，DavidHemous，ＲalfMartin，JohnVanＲeenen，“CarbonTaxes，PathDependencyandDirectedTechnicalChange:EvidencefromtheAutoIndustry，”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114，2013，pp.1－51;JohnHassler，PerKrusell，ConnyOlovsson，“DirectedTechnicalChangeasaＲesponsetoNaturalＲesourceScarcity，”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129，No.11，2021，pp.1－35. 70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8期·宏观经济管理 为实现绿色转型，中国也开展了一系列实践，积累了绿色治理经验，如设立了8个区域性的碳交易市场，对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和电动车行业进行补贴激励，对汽车行业采取积分制交易，2021年开启电力行业碳排放额交易等。但是现实中“拉闸限电”等转型摩擦依然存在，这揭示了在碳达峰和碳中和总量转型目标背后，不同经济体采用的不同转型路径和治理模式。发达经济体绿色转型治理以“价格”为导向，基于气候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根据不同贴现率，计算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并将其作为总量治理的重要指标进行碳排放额度拍卖，推动碳交易价格持续上涨，引导企业投资和转型。发达经济体把碳排放的社会成本计算得很高，采取加快绿色转型的激进模式，这是因为发达经济体的高碳排放产业大多已经转移到国外，全面进入了碳中和阶段。新兴经济体仍处于工业化时期，碳达峰和碳中和并进发展，绿色转型与产业转型升级需要高度关联，总量治理难以解决问题。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是推动能源—产业转型升级，会带来效率、技术的进步，同时转型必然会出现摩擦成本，如高碳排放的传统产业被抑制、失业人数增加、投入资本被“搁浅”、引起价格波动等，这些摩擦成本必须被逐步吸收，否则成本过高会导致转型中断。绿色转型需要依靠政府来推动，也需要市场力量的激励，政府通过有效的监管以及机制设计来保证转型的平稳进行，并对退出进行干预，其他交由市场激励。因此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要与产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关联讨论。 绿色转型不是靠市场“自发秩序”就能实现的，而是一个全新的转型实践。绿色转型始于绿色发展共识，政府基于共识进行机制设计，通过干预价格，再利用市场激励，推动体制转型。基本思路是政府对碳排放的外部性进行管制或运用相关工具来提高碳排放价格，利用碳排放配额管制与碳排放价格上涨抑制传统产业发展，再通过财政补贴、碳交易、绿色金融等多种方式诱导绿色产业发展，逐步实现对高碳排放传统产业的替代。 本文正是基于对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现实考察，从绿色转型成本—产业转型升级收益入手，对比发达经济体的总量治理与中国分类治理的实践，形成研究框架;再从转型的框架入手，分析绿色转型过程中资源再配置的摩擦成本和如何实现效率补偿，讨论转型的路径、结构、顺序和公共政策。有关绿色转型的讨论有很多，本文未必能精准论证其全貌，希望提供一个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研究框架、视角和相关逻辑。 一、绿色转型下的经济增长、治理与转型理论 现代经济增长是依赖石化能源和自然资源投入的增长。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空气污染导致了人们开始改变社会偏好，提出了“可持续”理念。研究碳排放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是这一偏好转变的标志性事件。二氧化碳属于无味气体，广泛存在于大自然中，其工业化排放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温升高，形成全球气候异常的外部性，对经济增长有着非线性伤害。从这一问题的科学计算到经济学理论实证，再到社会运动，完成了社会偏好的转变。进一步地，学者们将工业文明以来增加的碳排放因素加入经济增长模型中，最后形成了二氧化碳减排对增长总量、结构和治理的讨论。因此，偏好共识和碳减排总量研究成为了绿色转型的基础。各国都开始聚焦于绿色转型摩擦成本、碳减排治理模式和相关公共政策的研究，如引入碳排放温室效应的经济增长模型，讨论绿色转型下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效用;从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入手，讨论经济转型中总量治理的“价格机制”;基于经济转型框架，讨论资源再配置过程中的能源—产业结构变化等。 1.碳排放引起气候异常的经济增长模型 “碳排放的温室效应引起经济灾难”已经成为共识。由此，经济增长的总量模型向碳排放导致温度变化、引起经济损失的方向拓展。诺德豪斯的DICE模型为碳排放引致气候灾难的经济增长理论奠定了基础，后来拓展为全球气象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PanelonClimateChange，IPCC)的总体评估模型(IntegratedAssessmentModels，IAM)。“碳排放导致气候灾难并形成了外部性”也逐步成为共 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路径、结构与治理71 识，全球达成了限制碳排放与控制温度的同一目标。 Nordhaus和Moffat在标准生产函数中拓展了一个碳排放引起气候变化、影响经济发展的函数D，成功地将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损失联系起来，并增加了治理函数Λt，把政策模拟导入生产函数模型中。Ⓒ Y(t)=1－D(t)1－Λ(t)FA(t)，K(t)，L(t)(1) 其中，D与Λ分别代表损害函数与治理函数，且D≥1，Λ≤1。增加损害和治理系数后，没有改 变生产函数的性质。 AT2AT1ATAT1 气候损害函数Dt表示气候变化的经济损害，依据天气变化导致经济损害的简化模型Dt=ψ1Tt+ψTt2，也可简化设定Dt=ψTtψ2。T表示全球平均气温，ψ为线性影响系数，ψ2为非线性影响系数。 μtθ2 Λt=θt σt(2) θ2 上述治理函数中σt表示在不干预情形下，二氧化碳排放量与GDP之比，即碳排放强度，μt表示碳排放控制率，θt用来刻画碳捕获和封存(CO2CaptureandStorage，CCS)技术对于碳排放治理成本的影响，θ2是非线性影响。此时，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生产端CO2的排放价格)可 以定义为Λ＇=θtμtθ2－1。 t1 这两个函数就构成了成本—收益框架，说明了碳排放能形成长期性气候灾害，需要在当期做出防 范，降低当期人的福利(增长)。碳排放导致未来经济(福利)的损害贴现就是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可以依据碳排放损害的社会成本给碳排放进行定价，抑制当前碳排放，减少未来伤害。治理函数同样重要，对碳排放的限制强度越高，就越能降低当期碳排放，减少对未来气候和经济的损害，但是会抑制当期的经济增长。 DICE模型依据标准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中设立的家庭效用函数为人口加权效用的折现和，即家庭效用最大化: Tmax ∑βtUct，L(t)(3) t=0 1 其中，ct表示t时期的人均消费，即ct=Ct/Lt。此外，β=，ρ为主观贴现率，β为 1+ρ 居民的主观贴现因子，即β取值越大，居民越有耐心。诺德豪斯选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最常用的 ct1－η－1 CＲＲA型效用函数，即Uct= 1－η ，参数η表示代际不平等厌恶系数。 效用函数中贴现率的设定成为碳排放社会成本贴现的关键。模型建立在内生增长模型基础上，通过 引入气候变化的减排治理成本函数和损失函数，使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得到最优的减排—增长路径。 Barrage在效用函数中加入了温度变化Uct，T(t)。Ⓒ还有学者加入了资源变量S，把福利函数转变为Uct，S(t)。但是把资源和温度因素引入福利函数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在模型运用中基本被舍弃。 国内学者沿着诺德豪斯和IPCC的路线更多地分析了中国达到碳中和的路径和约束。Ⓒ如郑艳等 ⒸWilliamD.Nordhaus，AndrewMoffa，t“EvolutionofModelingoftheEconomicsofGlobalWarming:ChangesintheDICEModel， 1992－2017，”CowlesFoundationDiscussionPapers，2017. ⒸLintBarrage，“OptimalDynamicCarbonTaxesinaClimate－EconomyModelwithDistortionaryFiscalPolicy，”ＲeviewofEconomic Studies，Vol.87，No.1，2019，pp.1－39. ⒸHongboDuan，ShengZhou，KejunJiang，ChristophBertram，“AssessingChina'sEffortstoPursuethe1.5°CWarmingLimit，”Sci- ence，Vol.372，2021，pp.378－385;项目综合报告编写组(清华大学气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