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由于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失效，发达经济体央行纷纷创新结构工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央行较早就开始探索使用结构工具，1999年推出支农再贷款，定向支持“三农”领域。近年来我国结构工具快速发展，总体分为再贷款、存款准备金政策、公开市场操作三类。其中，再贷款在央行操作中的占比明显提升，除了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等传统工具额度，还创设了碳减排工具、科技创新、交通物流领域等定向支持行业的专项再贷款。存款准备金制度也经历了多次结构性调整，包括2004年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2011年正式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2014年首次定向降准、2016年升级动态调整机制为MPA体系、2019年推出“三档两优框架”等。公开市场操作中，明确属于结构工具的有TMLF、PSL以及CBS，传统的MLF、SLF等工具，实际上也具有结构性特征。相比传统工具，结构工具有辅助投放流动性、维护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四两拨千斤”撬动信贷增长、精准滴灌、定向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降低实体融资成本等优势。在未来，货币政策将维持宽松取向，更好与财政政策形成配合，5年期LPR或存在进一步下行空间，稳增长、宽信用处于酝酿期，疫情的暂时性影响终将消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