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GDP增速与部分关键经济指标的相关性已明显走弱，过度追求GDP增速不利于解决通缩问题。总量因素与结构调整共同导致“保就业”对于“保增速”的依赖度有所下降，融资机制与收入结构共同导致“保运转”对于“保增速”的要求有所降低。从总量看，单位经济增速约拉动城镇新增就业规模逐年上升；从结构看，制造业、建筑业就业人数占比下降，与经济增长关联度偏低的行业就业人数占比提高；从融资机制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加速剥离政府融资职能，地方政府收支结构变化导致财政收入对于“保增速”的要求有所降低。2020年以来，GDP增速与城镇调查失业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仅为-0.39，较2020年以前的-0.68显著弱化；2020年以来，GDP增速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之间的相关系数降至0.61，较2020年以前的0.76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弱化。
过度追求GDP增速不利于解决通缩问题。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通过设定经济增速目标来指导短期宏观调控工作，地方政府主要通过投资和工业手段来稳定经济增速。然而，近年来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持续弱化，ICOR迅速上升至9.97，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等传统投资正持续放缓。同时，地方政府更多依靠对工业企业尤其是大型工业企业的生产活动进行调度来推升短期经济数据，2020年以来GDP增速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之间的相关系数升至0.97。但工业增加值保持较高增速并不利于解决通缩问题，PPI涨幅持续为负近三年。
结构问题重于总量问题，长期问题重于短期问题。国际环境方面，世界变乱交织，大国博弈复杂激烈，但中美关系有所缓和；国内环境方面，疫情“疤痕效应”显著，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积累，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仍面临堵点。在此背景下，维持一个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速目标仍然必要，但现阶段“强”比“大”更重要，“稳”比“快”更重要。“十五五”规划将产业发展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未来几年的工作重心应放在产业领先和安全建设方面。
建议适度淡化明年经济增速预期目标。一是把工作重心放在产业发展层面，探索构建产业发展导向的宏观政策体系，推动财政政策从“总量刺激”转向“精准滴灌”，引导货币金融政策引导社会资金“脱虚向实”。二是集中精力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设立常态化、制度化的债务置换与重组机制，引导地方政府将手中持有的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进行证券化。三是适应基建、房地产等传统投资占比下降的新常态，引导更多资源“投资于人”，强化基础教育质量与公平，扩大医保报销目录，加快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四是促消费与促生育政策统筹考虑，建立普惠与精准相结合的“育儿津贴”制度，打造“普惠、可及、优质”的0-3岁托育服务体系，铲除抑制消费和生育的“三座大山”。五是给予地方政府充足耐心及政策支持，鼓励探索有益经验做法，引导地方加速由“土地财政”向“股权财政”转型，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工具，主动规划并开放“城市应用场景”。
风险提示：中美博弈加剧、地缘政治风险、政策传导与落实不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