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无所“依”丨青山资本2025年度研究

青山资本2025年9月16日 引言 衰老是一场无法逃避的时间游戏。当头发、记忆和存在感越来越少，当曾经渴望的时间和自由多到让人手足无措，当生命的节拍变得稀疏而平缓，当大规模的人开始步入老年，老龄化就不再是遥远的统计命题。 一个群体正在快速膨胀，持续拷问我们的社会。而抛开现有的假设和刻板的印象，我们是否真正了解他们？ 有人恐惧，把衰老读作退场与隐身，他们说“老年人无欲无求，没有烦恼”；有人贪婪，把银发当做待开发的蓝海，他们说“老年人平均每天上网四小时”，“几乎所有老年人都在用护肤品”。当现实充满了忽视和误解、数据充斥着偏差和虚假，当恐惧和贪婪交织成为普遍叙事，真相是被放大了？还是抹杀了？ 市场上形形色色的抽样调查，是谁的生活，又遗漏了谁的故事？当制度、服务和商品以“老年人”为对象设计时，我们是在回应真实的需求，还是在满足研究者和商家的想象？ 在这篇报告里，我们想离老年人更近一点，去看见大众对老年群体的系统性忽视，去解构老年统一叙事掩盖的内部分化，让大家对“老”的理解，不再停留在“无依据”的想象中。 世界已经不再年轻 全球人口结构正在经历着深刻而持续的转变。在过去的50年里（自1975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的年龄中位数从30岁增加到43岁，新兴经济体从19岁增加到30岁。在未来50年（到2075年），发达经济体的年龄中位数将达到47岁，新兴经济体的年龄中位数将达到40岁。 此同时，预期寿命的增长并没有停止。在过去的50年里，全球平均预期寿命从62岁上升到75岁，发达经济体从72岁上升到82岁，新兴经济体从58岁上升到73岁。 简单来说，群体老龄化和个体长寿化正在同时推进。我们正在经历着从“年轻的多数”到“年长的多数”的深刻转变。而中国的转变，无疑来得要更快和更大规模。 2024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2.0%。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5.6%，标志着我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将增长至约3.7–4.0亿（占比约26%），相当于当前美国总人口的1.2倍。而80岁以上高龄人口将达到约1.35亿，已超越日本现有总人口。 中国不仅正在经历着规模最大的老龄化，而且是速度相对较快的老龄化。横向来看，从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 到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法国用了126年，美国用了72年，英国用了46年，日本用了24年，而中国仅用了21年。纵向来看，2010-2015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年均提升约0.3个百分点，2015-2019年该比重年均提升约0.5个百分点，2020-2024年该比重年均提升约0.6个百分点。老龄化社会正在以加速度到来。 老年的定义 衰老是一种几乎所有动物都会经历的自然生物学过程。 在原始社会和农业社会中，“老人”往往是家庭和部落的权威， 承担决策、传承与文化记忆的角色。这个时期的老年没有明确的年龄划线，更多是社会身份和智慧的象征。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建立，“老年”作为一种制度化的人生阶段才被正式发明。 1889年，俾斯麦在德国推出国家养老保险制度，规定年满70岁可以领取养老金（1891年生效，1916年将领取年龄下调至65岁）。 这是“老年人”首次作为制度受益对象被官方界定。但讽刺的是，当时欧洲人的预期寿命还不到40岁，这个制度更像是一种政治安抚，是缓解当时社会矛盾的手段。后来，现代福利国家陆续制定了养老标准。 世界卫生组织将60岁及以上定义为“老年人”（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和OECD体系中，65岁是更常用的分界线。综上，老年的定义其实是现代制度的产物。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社会长期处于这样的节奏：一代人玩乐、一代人学习、一代人工作，一代人享受退休生活。我们对“老年”的定义，长期被生理衰退、社会退出和情感孤立所绑定。 媒体刻板地描绘着“迟钝、固执、依赖”；政策多以“照顾”与“负担”为主要语言；而市场营销更习惯于把他们当作“非主流用户”或“边缘消费者”。于是，老年成为了一个看似自然、实则人为建构的“沉默阶段”，大部分人无法像憧憬青年一样期待老年。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老年人身上并开始追问，是谁在数字世界被识别或被遗弃？又是谁在乐享晚年或缠绵病榻？我们惊讶地发现，各种各样的调查报告数据都在打架，矛盾的故事背后似乎传递着一个信号：我们大大低估了样本的偏差。要想看清中国这一代老年人，就必须正视他们的内部差异。 「上篇」这一代老年人中国最复杂的人群 样本偏差并不是抽象的统计术语，而是日常里最容易被忽视的幻觉：当镜头只对着有网络、有时间、有购买力的人时，屏幕上就会写满银发蓝海；当研究只在养老机构进行时，结论就是“医疗依赖”和“长期照护”；当问卷只在社区活动中心发放时，结果就是“社交活跃”。聚光灯下显得热闹和光鲜，暗处尽是无人问津的沉默。 无数银发报告试图用亮眼的样本放大老年的消费力，将真正的大多数当作噪音剔除。 作为一家消费投资机构，我们深知人是消费最底层的变量，不能被光鲜亮丽的数据和结论牵着走。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这一代老年人的异质性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大，与既往和后续世代相比他们的内部方差显著更大，可以说他们是最复杂、最割裂的一代人。 “60岁的李阿姨从来没有网购过，而80岁的王叔叔却加入了短视频带货的大军。同样的70岁，有人每年环球旅行，有人一辈子都没离开过出生的地方；有的老年人还没用上智能手机，有的老年人却已经在社交平台上凭借‘高能量老人的一天’收获百万粉丝……”如果老年人有一个标签，该用什么样的关键词概括？ 从统计学角度看，一个“群体”概念成立的前提是组间差异大于组内差异。我们可以用聚类分析去验证，让样本在无预设标签的情况下自动分组，检验是否存在若干稳定、可解释的“簇”。 但实际操作中，经常碰到无法给出稳健分组的情形，最常见的解释是“高维诅咒”。在聚类分析的语境下具体是指，当样本的特征维度很多时，原本在低维空间里行之有效的“距离度量：簇内相近、簇间相远”这一核心假设就会失效，导致聚类结果变得随机、无意义或极度不稳定。 具体来看，各个划分维度的相关性差，容易导致信号被稀释，难以找到共性。而划分的维度越多，可能的组合就会以指数级增长。 多元特征交叉，就会产生成千上万种画像，每一种画像的样本都很稀疏，任何分组都像是在把散落的点强行打包，难以形成可复现的、可解释的类别。 中国这一代老年人正是踩中了高维诅咒的陷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的银发调研报告会反复出现数据打架的现象。 代际内部的异质性并非中国独有，也并非老年群体特有。但只有中国的这一代老年人，因剧烈社会变革和多重制度断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系统性的复杂结构，成为了异质性最强的一代人。 具体来看：不同年龄段的人经历可能完全不一样。50后，幼年和童年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在长身体的年纪留下了对饥饿最深刻的记忆。在最该读书的初高中时期，他们停课闹革命。在最该发挥知识才干的青葱岁月，他们在农村挥起锄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经济高速发展中，有一大批人因为教育不足错过了这一波红利。 而60后，他们赶上了恢复高考和教育发展，在青年时期踏入改革开放朝气蓬勃的社会，在中年时期经历了房价飞涨、股市起伏、互 联网浪潮、财富分野。两代人的差别不是“量”的延展，而是“质”的断裂。 同一年龄段可能被密集分流。在经济困难时期，有人留下了终身健康风险，有人幸免于此； 在上山下乡时期，有人留在了农村，而有人返回了城市；恢复高考后，有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实现了知识改变命运；国企改革时期，有人下海经商成了创一代，有人在体制内稳定退休，而有人失去铁饭碗收入下了一个台阶。 在住房商品化阶段，有人赶上了末班车福利分房，有人早期入场坐享房产增值，有人则成为了“无房者”。 多次分流让同龄人在平行世界里越来越远。这些分流不是一次性的冲击，而是多轮叠加，长期放大了同龄人之间在健康、财富、教育和生活方式上的差距。 中国这一代老年人的内部差异，远比你想象的大。 长期存在的城乡、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居民与职工保险之间的缴费差距，使得老年人的收入结构呈现出根深蒂固的分化。根据财政部、人社局和国家统计局数据估算，在中国近3亿退休的老年人中： 有大约2000万人为机关单位退休金领取者，占比约5%，领取月均6243的退休金。 有约1.2亿为企业退休人员，占比40%，平均每月领取3271元。 有约1.7亿为城乡居民养老金领取者，占比55%，平均每月领取223元。 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分别是城乡居民的28倍和15倍。 教育差异、职业轨迹、家庭结构、城乡环境与身体状况的分野，使得他们在价值观、行为模式乃至日常选择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而消费则最为直观地呈现出了这种差异，有人把消费当作延长社会连接的工具，有人把消费作为补偿和慰藉，也有人在有限的资源中只追求最务实的需求，理解清楚了老年人的内部差异，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研究这种差异的直接延伸——消费。 万亿级盲盒 根据瑞银（UBS）2024年全球财富报告，75岁以上的“婴儿潮一代”和“沉默的一代”目前持有全球总财富的约20%。 老龄协会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累计财富达78.4万亿元，人均财富约为26.4万元。 与此同时，老年群体储蓄率高达60%，几乎是居民整体储蓄率的两倍，有较高的预防性储蓄倾向。 从整个生命周期角度看，人的收入通常呈现倒U形结构，会在40-50岁达到巅峰，而后快速下降。而人的消费曲线在整个生命周期却是相对平缓的，甚至在老年阶段由于医疗和护理支出的增加可能会提高。 这也就意味着，老年人整体既有支付能力，同时也有持续的消费需求。 3亿+老年人的消费市场是一个待开启的巨大盲盒。但它并非一个统一市场，而是传统与现代交织、分化与升级并存的复杂市场。 盲盒内的多种答案 不同的理论试图解释是什么影响了消费。生命历程理论强调：不同出生队列因关键历史事件（战争、政策、经济转型）会形成不同价值观、消费习惯与风险偏好。 老年医学与公共卫生中常用的“功能能力模型”认为，以ADL（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指穿衣、如厕、进食等最基础的自我照护能力）；IADL（工具性生活活动能力，指购物、家务等更复杂的社会化生存技能）为核心的功能能力直接决定个体完成消费行为的可执行性与服务需求强度（例如长期照护、居家改造）。 消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可支配收入与资产决定消费能力与品类选择。 教育与技术采纳相关理论认为，教育影响信息获取和风险偏好，数字能力决定线上触达和交易可能性。 综合考虑影响消费的因素和中国老年群体的异质性，我们划分出了三个维度：①经历，指的是由生活经历塑造的消费价值观和长期偏好；②资源，指的是消费支付力；③能力，也就是消费执行力。 具体来看，经历会从根本上塑造价值观、风险偏好、信息来源与长期消费习惯。 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更注重品牌、设计与体验，也更容易接受信息化渠道；受教育程度低的老年人更偏向熟悉、口碑和价格。 经历过饥荒等经济困难时期的人会更倾向于节俭，储蓄意识强，消费观念相对保守，而成长于经济上行期的人会更开放求新，对新消费品的接受程度更高。 城市长期居住者更易接受服务化、体验化消费；常住农村或小城镇者更看重必需品和价格；迁移者可能兼具两者。 资源代表个体可用于消费的资源存量与流量，收入较高且来源稳定的老年人更容易产生体验型和升级型消费，而低资源型老年人则更重视必需品消费，价格弹性高。 能力表示将“消费意愿”变成“实际消费行为”的能力，包括身体机能、认知和理解能力、数字操作能力与获取服务的可达性。 健康状况直接影响老年人在医疗健康方面的消费，而根据消费能力不同又可以将老年人的消费划分为自主型、代理型和委托型。 在每一个维度上，我们找了几个有代表性的二级指标，方便大家理解。 由于经历会造成资源和能力的不同，资源和能力对消费决策的影响更为直接，且这两个变量独立性相对较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