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高债务和迫在眉睫的支出压力的财政护栏

核心观点

• 背景: 过去二十年，各国通过大规模财政刺激应对全球冲击，导致公共债务水平上升。当前，随着利率上升，财政空间缩小，债务风险加剧，各国需要更强的财政约束机制。
• 财政规则现状: 虽然超过120个经济体采用了财政规则，但合规性不佳，平均合规率仅为60%。许多国家在疫情期间修订了规则，增加了灵活性，但并未改善合规情况。
• 问题: 财政规则设计存在缺陷，包括过于复杂、缺乏纠正机制、对某些政府实体或支出项目排除在外等。此外，财政监督机构薄弱，也影响了规则的执行。
• 解决方案:
  • 风险导向的财政锚: 建立与债务承受能力相关的量化财政锚，并将其与年度支出或预算平衡限制挂钩，以逐步建立财政缓冲，避免债务困境。
  • 强有力的纠正机制: 建立预定义的触发条件、时间表和政策响应，以指导政策回归规则限制，并降低主权利差。
  • 支持性财政机构: 加强财政机构的建设，包括制定现实的宏观财政预测、支出控制、强化财政规则与中长期财政框架的关联，以及独立的财政监督。
• 财政规则修订:
  • 低债务国家: 可在债务稳定范围内适度放宽规则，以支持公共投资。
  • 高债务国家: 必须通过提高收入或支出重新分配来抵消额外支出，否则放宽规则将危及债务可持续性。
• 关键数据:
  • 自疫情以来，三分之二的国家修订了其财政规则，但并未改善合规性。
  • 约40%的发达经济体和60%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疫情后四年仍存在财政赤字，超出财政规则限制。
  • 许多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缺乏独立的财政委员会。
  • 强有力的纠正机制可使主权利差平均下降30-75个基点。
• 研究结论:
  • 财政规则和财政委员会的强度与财政纪律和政治话语中的约束力呈正相关。
  • 财政规则和财政委员会的强度与财政预测偏差和财政意外减少有关。
  • 财政规则和财政委员会的强度与债务规则限制的过度偏离减少有关。
  • 排除投资支出会推高债务，并对高债务国家构成风险。
  • 低债务国家可通过适度放宽规则来支持公共投资，而高债务国家必须通过提高收入或支出重新分配来抵消额外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