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已从第一任期的“精准打击”升级为第二任期的“组合拳”,核心包括对等关税、惩罚性关税、转口关税和行业壁垒。对等关税以美国为轴心,对不同国家设定不同税率;惩罚性关税用于处理外交事宜,如打击芬太尼走私和针对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转口关税旨在打击第三方转运避税行为,矛头或指向中国;行业关税以国家安全为由,保护本土产业,如对钢铝、汽车、半导体等加征关税。
特朗普政府依赖口头协议进行贸易谈判,导致成果存在争议,如美日、美韩谈判中的分歧。特朗普倾向于将关税武器化,确保解释权和发动权,使其成为转移矛盾、满足财政需求或主导舆论的工具。
美国进入高关税时代,平均有效关税税率升至18.6%,达到自193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企业进入去库存周期,进口需求疲软,主要原因是关税落地且企业已囤积库存。全球贸易格局向多极化发展,各国构建区域性贸易联盟,未来话语权将属于连接不同贸易圈的核心枢纽国家。
风险提示包括贸易摩擦螺旋式升级、中期选举后贸易谈判重启以及新型关税工具带来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