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观点（272期）

CEEM全球智库半月谈智库介绍 1 2023年/总第272期 目录 全球视野 阿根廷还有出路吗？4 导读：本文分析了阿根廷的经济困境与前景。长期以来，阿根廷深陷通货膨胀、债务危机等经济困境。极右翼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莱最近当选总统，代表民众对现状的强烈不满。但米莱承诺的经济改革面临现实困难。美元化不太可能实现,稳定通货膨胀需要艰难改革。米莱面临政治抉择,改革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存疑，中国援助尚有条件。文章指出，阿根廷能否重建经济,摆脱危机仍存疑问。米莱和阿根廷的前路充满艰辛挑战。能否找到解决经济困境的出路还需继续观察。 跨境供应链的流沙之站：墨西哥成为中美贸易战的关键角色7 导读：这篇文章探讨了中美贸易战对墨西哥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国对中国商品增加关税极大地促进了墨西哥企业对美国的出口，特别是参与IMMEX计划的全球价值链企业。墨西哥的IMMEX计划在中美贸易战的积极溢出效应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美国关税对墨西哥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企业影响显著，尤其是技能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如化工、计算机、飞机和汽车。墨西哥全球价值链企业不仅扩大了现有产品的出口，还带来了新的产品线。文章指出，墨西哥全球价值链企业对中美贸易冲突的适应性显著，对墨西哥经济产生了明显溢出效应。 经济热点 国际货币组织的特别提款权本身并不是补充气候融资的灵丹妙药12 导读：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迫切需要增加融资，以处理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有关的费用。尽管全球一致支持此类援助，但高收入国家的具体行动未能兑现承诺。一些人建议使用特别提款权(SDR)作为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案，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创建的一种国际储备资产。本文警告，不要将特别提款权视为灵丹妙药，不应夸大其对气候融资的贡献。即将在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有望解决气候相关倡议的巨大资金缺口。仅仅依赖特别提款权可能会阻碍必要的讨论，并面临富裕国家有影响力的批评人士的反对。人工智能及其对就业的短期影响15 导读：最近人们非常关注生成人工式智能可能会在长期内扰乱劳动力市场，使某些职业 变得多余，同时提高其他职业的人类劳动生产率。然而，人们对人工智能已经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关注相对较少。本专栏研究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对受影响职业的影响，本专栏使用一个在线劳动力平台的数据，数据显示人工智能降低了作家和图像相关专业人士的潜在收入。 依靠知识：技术专长和贷款成本20 导读：介绍了高科技创新企业在获取银行贷款时面临的困难，主要是由于技术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传统上，银行专注于特定的行业领域以降低风险，导致高科技企业难以获得贷款。然而，本文通过使用全面的专利数据和银团贷款数据，证明了银行也获得了超越行业的技术专长。这种专业知识与较低的贷款利差密切相关，对银行和未来的借款人都有好处。因此，促进银行和创新企业之间的合作可以提高生产力，并最终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工作场所的新技术：项目研究综述24 导读：人工智能在欧洲缓慢但稳定的应用影响着工作的数量、质量和性质以及工人的福 祉。Bruegel的未来工作与包容性增长（FWIG）项目即将于今年结束，我们希望通过一系列摘要呈现其主要研究成果。 预测2024年世界经济发展瓶颈29 导读：作者预测，2024年全球经济走势将受到地缘政治等一些风险因素的影响。2023年西方国家为应对通胀大力收紧货币政策，避免了经济衰退，全球经济分化进一步加剧；各国不同的通胀环境可能加剧分裂，贸易和投资正在发生分化，供应链重组正在发生，2024年世界经济面临复杂影响。 绘制外债脆弱性：最新进展30 导读：本文力求通过一个简单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模型，全面介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外部财政紧张状况。根据相对保守的假设，即利率上升和汇率适度贬值，24个国家将面临债务高企，进而使其面临债务困扰的高风险，而此时恰恰是融资停止的时刻。此外，还有19个国家的外债存量很高，其中一些国家不进行债务重组也是可以应付的，但在压力环境中将更加困难。在当前形势下，再融资需求很高，再加上双边或私人贷款和债券供应减少，共同导致了危险的结果：即使是有偿付能力的国家也可能出现代价高昂的违约情况。 布雷迪计划如何实现债务减免：教训和启示43 导读：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不断上升的债务脆弱性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布雷迪计划式债务重组机制的兴趣。为了为这场辩论提供信息，本文通过比较10个布雷迪国家与40个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宏观经济结果，分析了最初布雷迪计划的影响。论文发现，在1990年第一次布雷迪重组之后，在布雷迪计划中的国家，其公共债务和外债负担大幅下降，产出和生产率增长急剧回升，而这得益于相对强有力的结构性改革努力。布雷迪计划对总体债务负担的影响比最初面值减少的影响大很多倍，表明存在“布雷迪乘数”。布雷迪重组比非布雷迪重组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如今，当偿付能力挑战严峻时，类似的机制可能有助于实现有意义的债务存量削减，但布雷迪式机制本身无法解决主权债务领域的现有挑战，包括与债权人协调经济改革的国内障碍和债务问题相关的挑战、以及国内债务日益加重等。 阿根廷还有出路吗？ MonicadeBolle/文安怀雨／编译 导读：本文分析了阿根廷的经济困境与前景。长期以来，阿根廷深陷通货膨胀、债务危机等经济困境。极右翼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莱最近当选总统，代表民众对现状的强烈不满。但米莱承诺的经济改革面临现实困难。美元化不太可能实现，稳定通货膨胀需要艰难改革。米莱面临政治抉择，改革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存疑，中国援助尚有条件。文章指出，阿根廷能否重建经济，摆脱危机仍存疑问。米莱和阿根廷的前路充满艰辛挑战。能否找到解决经济困境的出路还需继续观察。编译如下： 哈维尔·米莱（JavierMilei）本是一位鲜为人知的极右翼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本次阿根廷选举中，米莱大获全胜，当选阿根廷下一任总统。这反映出选民对该国过去贝隆主义失败政策的摒弃。从表面上看，民众的选择似乎是可以预测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米莱极有可能无法摆脱阿根廷长期存在的恶性通货膨胀、债务违约、经济衰退和失业问题——这些问题可能还会持续多年。 阿根廷的4600万公民觉得他们已经受够了现状，这并不奇怪。尽管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次于智利，比巴西高40%，但其目前的通货膨胀率每年超过140%。财政赤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4%，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80%。最关键的问题在于，阿根廷中央银行仅有210亿美元的国际储备，同时还面临着即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支付 40亿美元的问题。 米莱于12月10日就职。在与贝隆主义候选人兼经济部长塞尔吉奥·马萨（SergioMassa）针锋相对的竞争中，米莱曾发誓要关闭中央银行，并正式将货币美元化——即用美元取代阿根廷比索。他抨击“社会主义”，还发誓要削减开支、降低税收、减少监管、将国有产业私有化、整合联邦各部委，并通过转向代金券和私人保险来改革公共教育和医疗保健。 自从他获胜以来，这些计划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行，至少也变得遥不可及了。米莱承认美元化不会“很快”发生，也许他意识到关闭中央银行并正式采用美元作为阿根廷的货币需要修改宪法。他在阿根廷国会缺乏通过立法或修改宪法的票数。（阿根廷10月举行的第一轮选举重新选出了几位米莱的反对者）。 一些当选者，包括前总统候选人帕特丽夏·布尔里奇(PatriciaBullrich)和前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MauricioMacri)的支持者，组成了一个支持并帮助米莱当选的联盟，但他们反对美元化。为了执政，米莱不仅需要他们的支持，还需要心怀不满的贝隆主义者的支持，即那些宣称自己是贝隆主义运动的成员，但却是由前总统和即将卸任的副总统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CristinaKirchner)领导的仍然强大的派系的坚定反对者。这些贝隆主义者也不希望美元化。 对于贝隆主义，不熟悉阿根廷政治历史的读者也许感到费解。当然，这个概念久远的追溯到战后初期阿根廷饱受危机困扰的经济历史。当时，在胡安·多明戈·贝隆（JuanDomingoPerón）的领导下，阿根廷在迈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艰难过程中步履蹒跚。今天，贝隆主义既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一个连贯的运动，而是一种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的现象。贝隆作为现代阿根廷之父仍然广受尊敬，但贝隆主义者可以来自右翼或左翼，可以是基什内尔的支持者或反对者，无视统一的定义。米莱可以采取“自由主义”版本的贝隆主义来获得支持，正如他与科尔多瓦省省长胡安·斯基亚雷蒂（JuanSchiaretti）及其在阿根廷国会的盟友结成的新联盟所反映的那样。因此，米莱新宣布的内阁包括反基什内尔的贝隆主义者、马克里的盟 友和布尔里奇的助手。这样的联盟，其脆弱之实可见一斑。金融危机的历史 为了更好地理解阿根廷的经济危机周期，追溯贝隆主义的历史是有帮助的。贝隆主义最初的目标是摆脱该国主要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这种经济过度依赖于国际商品价格的波动，并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走向工业化：保护主义和对特定部门的补贴信贷，以及有针对性的政府社会福利支出。贝隆采纳了所谓的依赖理论倡导者的建议，还为新的城市工业劳动力以及几家国有企业制定了劳动保护措施。这些政策的实施，在1946年至1955年间增加了阿根廷的预算赤字、外债和国际收支平衡，为未来的繁荣和萧条周期奠定了基础。 到1977年，阿根廷经历了第一次恶性通货膨胀，年通货膨胀率超过300%。1978年，该国尝试了一项通货膨胀稳定计划，并在短期内成功地将通货膨胀率减半。然而，在1981 年，阿根廷发生了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导致债务违约，并伴随着银行业危机。到1985年，通货膨胀率飙升至670%以上，迫使政府采纳了“南方计划”。货币的名称从比索改为奥斯特拉尔，工资被冻结，汇率被固定，支出被短期削减。最终，南方计划惨遭失败，到1989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3000%以上。阿根廷的稳定努力涉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几项计划，这些计划通常包括采取严厉的紧缩措施，包括削减预算、放松管制和实行浮动汇率。 1991年，阿根廷采取了所谓的可兑换计划，随后进行了几次改革，包括一些旨在控制预算赤字的改革，成功地消除了该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并在一段时间内恢复了稳定。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尽管阿根廷在1995年发生了银行危机，但情况还算不错。到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当时新兴市场危机所产生的外部冲击，国内失衡日益加剧，其他相关问题逐渐加剧。这些危机也受到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和金融恐慌的刺激，对经济造成了损害。 当巴西在1999年被迫贬值其货币时，阿根廷与美元的固定平价加剧了其竞争力的缺乏，进一步削弱了其本已脆弱的经济状况。2001年，阿根廷终于直面心魔，放弃了自由兑换计划，遭遇了近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涉及复杂的债务违约、银行体系崩溃和深度衰退。到2003年，由于国际市场商品价格上涨，前景大为改观。 在2001年动荡最严重的时期，阿根廷因其在短短12天内出现五位总统的旋转门现象 而闻名。爱德华多·杜阿尔德（EduardoDuhalde）于2002年1月被国会任命为临时总统，他将带领国家度过危机的余波，在内斯托尔·基什内尔（NéstorKirchner）在2003年选举中获胜后，于2003年将总统职位移交给他。在他任职期间，阿根廷经济年均增长率约为8.5%，这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高企以及一些国内改革。2007年，内斯托尔·基什内尔的妻子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当选总统。内斯托尔曾计划重新掌权，但他于2010年去世，一年后克里斯蒂娜再次当选连任。 2007年至2015年，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CristinaKirchner）的任期成为如今被称为“基什内尔主义”（Kirchnerism）的标志性事件，基什内尔主义是政府对市场运作进行临时干预的混合体——包括设定或冻结某些价格——以及修改阿根廷的统计数据，特别是官方通胀数据。她的任期受到财政不负责任和腐败丑闻的困扰。在她执政期间，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高企和来自中国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