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区域动态》8月第二期

区域动态（拉美和加勒比） 2024年8月第二期 本期提要 专题聚焦 巴西政治风暴眼：极右翼势力的崛起与内外联动 各国动态 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墨西哥、委内瑞拉、智利 一、专题聚焦 巴西政治风暴眼：极右翼势力的崛起与内外联动 导言： 近年来，巴西政治舞台正经历着持续的动荡，其中的关键驱动力之一便是极右翼势力的迅速崛起。博索纳罗主义作为巴西极右翼的代名词，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并与美国、阿根廷等国的极右势力保持着紧密联系。本期汇编将梳理以博索纳罗主义为代表的巴西极右翼势力发展历程，呈现其与国际保守势力的互动与联结，分析博索纳罗主义能够保持活力的内外部原因，及其在国际局势变化下的发展前景。 一、巴西极右翼的兴起与发展 （一）极右翼势力的崛起 在《OutrasPalavras》2023年6月5日文章《巴西极右翼势力的三股浪潮》中，巴西经济学家马西奥·波赫曼（MarcioPochmann）指出，右翼意识形态的兴起通常是一种自然反应，尤其当社会中的既得利益群体——即那些“富裕、强大且享有特权的阶层”——面临变革挑战时的一种自然反应。在巴西，极右翼势力的崛起与该国历史中的三大关键转折点紧密相连，且在这些时期逐渐形成了更为系统的组织形态。 首个转折点是20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危机的爆发，这场危机最终导致了长期农业计划的瓦解，进而激发了社会各界对巴西未来发展方向的广泛讨论与动员。1932年，“巴西整体主义行动”（AIB）在普利尼奥·萨尔加多（PlínioSalgado）的领导下应运而生，它借鉴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公民文化运动，旨在应对1929年美国大萧条带来的国内冲击。特别是1935 年至1937年间，整体主义行动党迅速扩张，成为欧洲以外最大的法西斯组织之一。与此同时，巴西的纳粹党也蓬勃发展，成为纳粹主义在德国本土之外的重要分支。虽然这两股极右翼力量试图通过民主途径掌权，但因“新国家”（EstadoNovo）的建立（1937-1945年）而暂时中断。 第二个历史性转折点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末，那时巴西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正稳步推进。在拉丁美洲冷战的紧张氛围中，巴西捍卫传统、家庭和财产协会（TFP）于1960年由普利尼奥·科雷亚·德奥利维拉（PlínioCorreadeOliveira）创立。该组织在若昂·古拉特（JoãoGoulart）政府推行的改革运动中树立了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试图唤醒传统农业社会的道德价值观，采取极端保守和反现代主义的立场。得益于政治支持和社会基础的构建，极右翼势力与外部利益集团联手，为1964年的军事政变提供了关键助力。随后的21年，巴西陷入了专制统 治的阴霾，直至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的全国再民主化运动才将其打破。 第三个转折点则与新自由主义危机紧密相连，这场危机动摇了工业社会的根基，同时也威胁到了社会“顶层”的既得利益。2013年的全国性动员，标志着秉持保守道德价值观的极右翼团体在数字时代通信和组织创新的推动下重新浮出水面。极右翼势力不仅在司法机构中根深蒂固，还借助“洗车行动”（LavaJato）特别工作组推动反腐议程，同时渗透并“污染”了媒体环境。在政党领域，极右翼的影响力同样显著，对立法和行政部门产生了深远影响。2016年的议会弹劾 剥夺了迪尔玛·罗塞夫（DilmaRousseff）总统的权力，前总统卢拉·达席尔瓦 （LuladaSilva）遭监禁，左翼斗争的旗帜被暂时压制，从而为极右翼铺平了道路。2018年，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Bolsonaro）凭借极右翼的支持赢得大选，成为巴西总统，并在议会中占据了多数席位。 然而，随着捍卫卢拉的民众运动在司法机构高层的支持下对“洗车行动”背后的极右势力进行反击，极右翼势力的发展开始受到遏制。2022年总统选举的胜利，使得卢拉政府得以组建，这极大地削弱了极右翼的力量，但并未将其彻底根除。波赫曼指出，在议会、媒体乃至巴西社会的特定阶层中，以博索纳罗的支持者为代表的极右翼仍保持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根据《拉丁美洲北美大会》（NACLA）2024年4月2日文章《博索纳罗主 义：巴西自己创造的现象？》，2023年1月8日，巴西利亚国会和总统府遭遇了数千名极右翼抗议者冲击，他们身着巴西国旗颜色的服装，手持反政府标语，大规模示威反对卢拉的当选与就职。这场抗议虽然聚焦于首都，但迅速蔓延至全国，包括封锁道路、在军事区设立营地、威胁卡车司机罢工，并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动员。抗议诉求多样，涵盖阴谋论、对机构信誉的质疑及选举机制的不满，其中选举舞弊指控成为动员核心，呼吁军队介入政治，旨在助博索纳罗复位。这场“政变”迅速引发与2021年1月6日美国华盛顿国会大厦袭击事件的类比，二者共享深层国家概念以及选举舞弊谴责等共同叙事模式，均为反民主行动辩护，声称为“真正爱国者”夺回民主。2024年2月8日，博索纳罗因涉嫌参与未遂政变而受到正式调查。 2024年2月25日，博索纳罗在圣保罗召集了18.5万人举行集会。巴西选举法院已裁定博索纳罗至少在2030年前都不得再次参选，因为他被指控滥用职权、挑战选举制度。《美洲季刊》（AmericasQuarterly）2024年2月27日评论称，“博索纳罗看似走到尽头，但博索纳罗主义（Bolsonarismo）仍在延续。”集会显示，博索纳罗仍拥有可观的政治资本。据民调机构AtlasIntel数据显示，过去一年中，博索纳罗的个人支持率始终稳定保持在40%左右。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巴西政治中的保守主义倾向或将持续。福音派基督徒在巴西人口中的占比已从2010年的22%增长至2022年人口普查中的约三分之一，据国家统计局预测，这 一比例或将在2033年前超过天主教徒。 （二）博索纳罗主义政治 2024年3月15日，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UFMG）教授儒亚雷斯·吉马良斯（JuarezGuimarães）在巴西独立网站“地球是圆的”（AterraéRedonda）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博索纳罗主义的政治》的评论。吉马良斯教授认为，博索纳罗主义的政治生态，可以且应当被解读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内在张力：一方面是其作为破坏民主、具有宗派性质的政治团体的本质特性；另一方面则是其不懈追求的目标——在选举竞争中赢得多数支持，实现影响力的普遍化。这两股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博索纳罗主义政治的复杂面貌。其背后的逻辑，正是安东尼奥·葛兰西所阐述的“运动之战”向“立场之战”的过渡——即从积累政治力量、争夺叙事权与价值观，逐步迈向公开权力争夺的阶段。 博索纳罗主义的中坚力量源自其政治派别的深厚根基，这是其展现韧性与连续性的根本所在。这股力量不仅由博索纳罗精心构建的狂热追随者网络构成，这些网络由传播机构与各类中介机构（如福音派团体、保守派天主教徒、军事势力、众多民选政客等）交织而成，更触及了更广泛的阶级层面。博索纳罗的影响力已强势渗透至金融资本、农业综合企业、雇主联盟，以及积极寻求恢复并激进化新自由主义议程的矿业公司等核心领域。据估算这一网络覆盖的人口比例在10%至20%之间。 而政治游戏的核心在于，既要稳固派系网络的内聚力，又要奋力争取更广泛的选民基础。根据吉马良斯教授所说，博索纳罗主义争取选举多数的策略，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一是对文明危机的戏剧化诠释（诚然，其中也包含了真实成分的映射）；二是明确界定需要打击的“敌人”——广义上的左翼力量，以及不认同激进化新自由主义方案或博索纳罗主义更为激进的暴力面向的自由主义者；以及最重要的第三项，寻求并塑造能够引领社会走出文明危机的普遍价值观与身份认同，即所谓的“普遍性”。 从诞生之初，博索纳罗主义便以“黄绿家园”（意指传统价值观受左翼激进势力威胁的象征）、父权制家庭（面临女权主义与LGBTQI+运动的挑战）以及对上帝的信仰（通过原教旨主义神学加以强化）作为其“普遍性”的核心。在彻底摒弃这些身份认同之前，博索纳罗主义将继续保有强大的选举号召力。尽管在投票中，大多数巴西女性选择了卢拉，但巴西女权主义运动尚未能提出有效的父 权制家庭替代方案。同时，巴西国内正上演的宗教纷争，也未见最保守立场有任何被削弱的迹象，这种趋势甚至在天主教内部也同样显著。 根据《纽约时报》（TheNewYorkTimes）2024年8月1日文章《热带特朗普：巴西极右翼势力卷土重来》，博索纳罗凭借强烈的反体制立场崛起至权力巅峰。2018年，与他一同当选的右翼立法者大多来自政治圈之外，甚至是远离政治舞台的各界人士。其中不乏警察和军人，这与博索纳罗的传统支持群体相符，但也有前色情明星、葡萄牙王室的远亲，以及众多毫无政府工作经验的网络红人。据巴西一位社会科学家的研究显示，截至2022年，巴西88%的主要网红均为博索纳罗主义者。这些在YouTube上担任生活教练或在Instagram上成为健身明星的网红，通过拥抱激进政治来积聚粉丝并最终获得权力，他们或许正是博索纳罗主义的标志性人物。 尽管博索纳罗目前正处于政治活动的禁令之下，但他所激起的政治浪潮却仍然汹涌澎湃，势头不减。2023年，博索纳罗的盟友开始着手打造一种“无博索纳罗的博索纳罗主义”（BolsonarismosemBolsonaro），即在没有博索纳罗本人的情况下，继续推行其政治风格和理念。在博索纳罗落败的选举中，其所属派系仍展现出了不容小觑的竞选实力，这充分证明了该运动的力量已经超越了单一领袖的范畴，如今在联邦与州级层面均牢牢掌握着实际权力。当前，博索纳罗派系似乎并未因领袖的暂时缺席而沉寂，反而频繁地向卢拉政府发难，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将国家的发展轨迹重新拉回极右方向，这无疑为卢拉的执政之路增添了不少变数与障碍。 二、巴西极右翼持续影响力的根源 巴西极右翼不仅具有利用民众不满情绪、建立意识形态阵营、通过数字媒体和虚假信息进行政治动员等内在运作逻辑，还依赖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外部极右翼势力的支持。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极右翼势力不仅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张，还在政治舞台上长久地保有其影响力。 （一）内部原因 首先，博索纳罗主义很好地利用了民众对于国内社会问题的不满情绪。根据巴西媒体《NEXO》2023年11月20日文章《为什么传统右翼向极端主义投降》，特朗普、博索纳罗和米莱都是极右翼反建制政客，三人采取了相同的策略。他们成功地捕捉到了各自国家中很大一部分人的“挫败感”。2016年特朗普当选时，美国正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复苏，但部分人口就业不稳定或尚未恢复购买力。与此同时，美国人将中国的崛起和墨西哥边境的移民视为对美国经济和安全的威胁。2023年，米莱当选时，阿根廷正面临严重且持久的经济危机，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40%，超过40%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自2013年年中以来，巴西一直在应对严重的政治危机，这场危机导致国内对政治、经济、腐败等问题的批评十分强烈，反体制情绪高涨。而博索纳罗于2018年当选巴西总统，即罗塞夫遭弹劾下台两年后。巴西茹伊斯迪福拉联邦大学（UFJF）政治学教授若热·查卢布（JorgeChaloub）表示，这三位领导人的保守言论都代表着“回到理想化的过去”，特朗普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就是一个例子。 根据英国杂志《TheWeek》2022年10月5日文章《博索纳罗主义，特朗普有巨大影响力的壮举》，历史学家若泽·西奥多罗·马斯卡雷尼亚斯·门克（JoséTheodoroMascarenhasMenck）表示，他与特朗普的“天才之处”惊人地相似— —挖掘出人们内心需要公开表达的情感暗流。《NEXO》2023年7月17日文章 《波赫曼：“反体制”右翼是如何形成的》，新自由主义试图推迟西方现代性的崩溃，而部分左翼尚未能提出真正的替代方案。因此，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极右翼利用生存危机，通过“反叛”占据新的空间。极右翼有时将自己定位为反建制派，通过民众投票在政治上占据了优势。 其次，博索纳罗成功改变了巴西右翼，建立了强大的意识形态阵营。《The Week》文章指出，与过去的右翼相比，博索纳罗代表着意识形态更强的保守派，在某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