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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香港经济政策绿皮书

金融2024-01-17-港大经管学院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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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香港经济政策绿皮书

目錄 序言111 引言112 香港結構演變與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展望115 香港聯繫匯率制度損益評估121 聚焦香港收入不均133 人口老齡化對香港未來醫療衞生開支的影響分析147 利用數據和算法減低公屋輪候時間163 人才得失與香港前景:領英社交資料佐證171 知識產權商業化有利香港經濟高質發展183 偉大城市:強化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地位的重要性197 參與學者207 網上版本 序言 我欣然向大家介紹港大經管學院傑出學者們編纂的第三冊《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這本年度刊物展示了我們學術界在應對香港當前所面臨的各種經濟機遇與挑戰方面所作出的貢獻和分析。 在全球疫情大爆發後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背景下,為我們的城市制定明確的戰略方向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今年的綠皮書為我們在這充滿變數的時期提供了寶貴的洞見和指引。香港大學學者們不懈的努力和卓越的專業知識,為我們深愛的城市塑造一個繁榮且具有韌性的未來,正是此刻我們所需要的。 《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是一項值得讚揚的倡議,我誠摯地向所有關心香港未來的人士推薦今年的這部作品。願它激勵我們深思熟慮、做出明智的決策並共同努力,一起克服前方的挑戰,把握機遇。 在此,我向這本出版物的每位傑出作者和貢獻者表示熱烈的祝賀和敬意,邀請您細讀第三冊《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的每一篇文章,與我們攜手共創香港更加美好的未來。 王于漸 香港大學首席副校長 2024年1月1日 引言 經濟全球化正發生本質上的改變,日益趨於區域化、數位化和以服務為導向,加上地緣政治波譎雲詭,香港經濟面對重重挑戰,探索發展新方向和定位迫在眉睫。港大經管學院銳意為香港經濟發展出謀獻策。延續過去兩年的成功,學院再次發布了《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2024》,內容由八個章節組成,涵蓋這個城市未來經濟發展的各個範疇。今年的綠皮書由港大經管學院與香港大學其他學院攜手合作,彙聚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共同探討諸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未來,以至公共衞生改革等各方面的問題。希望您能撥冗細閱,並從中獲得啟發,重構更兼容、強韌的香港經濟。 綠皮書首章由DouglasArner教授撰寫,探討香港成為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演化進程、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近年的結構性變化。鑑古知今:香港經歷了1987年環球股災和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的洗禮,進一步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然而,2019年至2023年,因社會動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和地緣政治博弈加劇等因素,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衝擊。隨著全球經濟日益多極化,與其說是日漸衰落,香港的角色或正經歷結構性轉變。香港和新加坡正演變為不同地區的金融中心—香港成為中國的中心,而新加坡則成為除中國以外的亞洲中心。為了提升其角色的影響力,香港必須保持優勢、加強與中國內地的聯繫,並改善交易基礎設施。香港的成功將有賴於市場開放的程度、基礎設施配套、制度支援和互聯互通機制。 由香港金融管理局設立的港幣與美元聯繫匯率制度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石。儘管可能性不大,然而,貨幣掛鈎的未來會否因為美國當局愈發利用金融制裁手段對付其他國家、公司和個人而產生變化?有見國際經濟形勢瞬息萬變,方翔博士和劉洋博士於文章中探討了香港與美元掛鈎匯率體系的當前狀況和發展。作者認為,掛鈎匯率體系帶來的裨益影響深遠,較環球地緣經濟環境變化所帶來的短暫挑戰更為持久。文章解釋聯繫匯率體系對香港金融和貿易市場的好處、闡釋港元浮動匯率的好處其實不如預期,同時提出維持聯繫匯率制度的挑戰及相應的對策,並分析港元與人民幣掛鈎的可能性。 眾所周知,社會不平等與貧富懸殊是香港的長期問題,為人詬病。方偉晶教授、洪雨林先生、張麗晨博士和朱曉冬教授根據1981年至2016年期間的人口普查數據,分析香港經濟不平等的情況。研究顯示,由於高收入者工資升幅加快導致薪金不平等的情況惡 化,亦令整體家庭收入不平等的情況加劇。儘管整體家庭收入中位數有所增長,但最貧困家庭的收入持續倒退。此外,作者觀察到男女薪資越趨平等,並發現自香港回歸以來,政府轉移開支的財政手段在減少收入不平等方面效果更為顯著。隨著政府在高等教育上不斷投入資源,令大學入學人數大幅增長,也改善了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之間工資不平等的情況。研究結果表明,若無政府干預,香港的不平等狀況或更為嚴重。或許在收入分布方面,「小政府」模式可能已站不住腳。 香港面對的另一個長期社會經濟挑戰是人口老齡化及其為公共衞生部門帶來的負擔。貝大為教授、陳禧音女士、KarenGrépin博士和全劍超博士研究由目前至2040年,香港人口老齡化對醫療保健支出的未來影響。作者使用差分自回歸移動平均(ARIMA)模型預測未來數十載的整體醫療開支及醫療開支分項。結果顯示,醫療開支的增速自2010年起已超越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GDP),目前增速達兩倍。儘管外來移民可能減緩人口老齡化和醫療開支比例的增長,但預期醫療開支佔GDP的份額仍將從目前的7%上升至2040年的9%。作者建議政府改善醫療護理的服務效率、提升公共衛生計劃質素、通過新的公共收入來源增加財政空間,並讓香港的醫療保險市場能更有效地釋放公共醫療系統的壓力。 高昂的住屋成本乃窒礙香港經濟發展的另一屏障,不但令本地人才逐夢無望,更令有意在港定居的外地人才望而卻步。王欣儀教授、黄美施教授和王柏林博士研究香港公共房屋(公屋)輪候時間漫長的原因和提出對策。政府推出過渡性房屋(TH)和輕型公共房屋(LPH)計劃,旨在短期紓緩迫切的住房需求。然而,大眾對此等計劃,尤其是在新界地區的成效存疑。作者建議利用數據分析和電腦演算法提高過渡性房屋的使用率及縮短公屋的輪候時間。他們發現住戶與過渡性房屋項目之間存在空間錯配,加上申請流程繁複,導致過渡性房屋使用率不足。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作者建議進行務實且具成本效益的政策改動,包括利用數據分析和市場設計理論改善住屋配對,及提高過渡性房屋的使用率。當住戶對於住屋選擇有不同偏好時,透過中央電腦演算法可顯著改善住屋的分配情況、使用率和滿意度。 基於種種社會經濟問題,香港有數十萬勞動人口及其家庭已經移居海外。與此同時,受香港政府積極進取的人才計劃所吸引,過去一年也有數十萬人從外地來港。人口流動對香港的勞動力和人才庫有何影響?關穎倫博士、鄧希煒教授和王柏林博士通過分析領英 (LinkedIn)社交資料和政府統計數據評估香港的勞動力市場和經濟前景。結果顯示,儘管香港近年經歷了人才外流的打擊,但同時也有大量人才湧入,特別是來自中國內地和美國的人才。與外流的人才相比,這批新增人口的年齡較大,教育程度較高,但與全球聯繫較少,族裔多樣性也較低。目前,香港的人才庫仍然強大,且具有國際競爭力。作者建議香港政府繼續實施各類政策挽留和吸引人才,以確保經濟持續繁榮發展。此外,香港亦應利用各種行政和企業數據集來監察整體勞動力狀況,藉以改善政策設計,並就與事實不符的敘述提出疑問和反駁。 綠皮書的最後兩章探討了香港要發展成為新的國際樞紐應專注的兩個重要領域。根據中央政府的十四五規劃,香港將加強其現有角色並在八個業務領域中探索新的角色,成為區域或國際樞紐。此等領域中,知識產權交易可能最鮮為人知,即使全球知識產權活動已逐漸以亞太地區為中心。鄧希煒教授和張超藝先生闡釋香港如何成為知識產權交易的地區樞紐,以及此一發展為何對香港作為創新及靈活的經濟增長體至關重要。為了實現此目標,香港應該專注於加快知識產權商業化和融資進程。香港可以借鑒中國、美國和新加坡的發展經驗。作者建議八項策略,旨在提升香港知識產權商業化的生態系統,包括制定知識產權相關的投資標準、建立評估準則、加強與內地協調,以及深化國際合作。 在最後一章中,陳南祿教授詳述成為航空樞紐,實乃一個城市能成其大的關鍵因素。他認為,實力雄厚的本地國際航空公司在推動其基地作為旅遊、行旅、服務和商業中心方面擔當重要角色,更可為當地經濟作出可觀貢獻。陳教授以威尼斯、長安和羅馬這幾個偉大的歷史城市為例,提出成為主要貿易和運輸中心的重要性,更將此要素對照現代偉大城市如倫敦、新加坡、香港、東京、杜拜和紐約等進行闡釋。文章亦強調香港須保持和進一步提升其作為航空樞紐的地位,並建議改善航空運輸設施和基礎建設、強化本地航空公司的角色以及發展相關產業,以確保香港經濟持續增長,在國際舞台上發揮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我們期望透過此綠皮書引起社會對現時政策的思考及討論,從而提升香港的競爭地位、解決存在已久的社會經濟挑戰,以及應對全球經濟變革的衝擊。誠如其後八篇文章所闡述,香港當前風險與機遇並存。關鍵在於如何把握機會,同時規避風險。通過與政策制定者和商界緊密合作,我與同仁希望我們就各種政策問題提出深入淺出的分析和見解,能為香港指引前路,並發掘嶄新的研究領域。 鄧希煒 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對外事務)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副總監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2024年1月1日 115 香港結構演變與作為 國際金融中心的展望 香港結構演變與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展望 DouglasArner 對於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2023年是富有挑戰性的一年。中國內地和香港年初迅速重新開放復常,令人熱切期望兩地經濟及金融隨之迅速反彈。然而,復甦步伐比預期慢,原因在於內地經濟中存在各種結構性挑戰,尤其是房地產問題持續、消費支出疲弱,以及地緣政治問題揮之不去。這些因素結合起來,導致內地在全年增長放緩。除此之外,在港元與美元掛�的聯繫匯率制度下,美國利率急升也直接影響香港。 這些情況及其他因素等引致證券交易所首次公開招股的集資額接近歷史低位,於2023年底下降至20年來的低水平。1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今後將何去何從? 展望2024年,有三大元素至關重要:香港賴以演進成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的種種因素、其角色的廣度,以及尤其在2019至2023年期間的結構性變化。 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崛起 追本溯源,香港作為主要國際金融中心可說始於1987年10月。當時因美國在10月19日出現史無前例的「黑色星期一」股市暴跌而觸發環球股災,香港聯合交易所(聯交所)、香港期貨交易所隨之停市,市場面臨破產危機,當局為期貨結算所,亦即香港期貨保證公司籌集資金。2 1HongKongIPOmarketrevivalonthecardsamidfavourableinterest-rateoutlook,Chinapolicyeasing|SouthChinaMorningPost(https://www.scmp.com/business/markets/article/3246630/hong-kong-ipo-market- revival-cards-amid-favourable-interest-rate-outlook-china-policy-easing) 2參看D.Arneretal.,FinancialMarketsinHongKong:LawandPractice(OxfordUniversityPress20162ded.) 股市風暴過後,香港針對本地金融制度及基礎系統的弱點進行全面檢討。政府於1989年成立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其後將股票、期貨和結算公司合併為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在聯交所上市。因應早前引致在1983年建立聯繫匯率制度的危機,香港金融管理局於1993年成立,將維護貨幣制度與銀行監管職能結合,而成為香港的中央銀行,並奠定香港金融體系中的基礎設施功能。隨着中國經濟改革開放起步,這些系統基建更得以發揮效用,尤其通過國際熟悉的香港法律框架,吸引外資流入香港,以及自1990年代初,開始為內地企業進行集資活動。 九七回歸之際,香港已經發展成一個重要的區域中心,同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更令香港的金融體系經歷了嚴峻考驗。這次危機也為香港此後加強其金融監管框架和金融基礎建設提供了重要機會。《基本法》確立的「一國兩制」安排,其中包含貨幣和財政方面的清晰規定,為上述過程提供明確依據,有利於香港崛起成為全球主要金融中心之一;與此同時,中國亦重登世界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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