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与遗产
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随着私有化和解管制成为公共政策的主要模式，这一趋势被认为是提升效率、赋予消费者选择权以及促进公共服务管理竞争性实践的有效手段。这一时期，工业国家中的政府和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受到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影响，质疑公有所有权和垄断的存在。这些政策的实施往往被贴上“华盛顿共识”的标签。
然而，回顾这一时期的政策，市场原则和私有化的引入并未导致监管架构的统一，反而催生了不同的模型。在基础设施服务的关键领域，私有化成功实现了市场化设计，而其他服务仍保持在公共所有权下，并受严格政府控制。分析电力行业显示，不同类型的监管模型在全球范围内并存，甚至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州内也存在差异。近年来，一种反自由市场的“重归公有化”趋势出现，这可能被视为对基础设施服务自由化原则的反击。在这些自下而上的举措中，公民意图重新获取（至少部分）对公共基础设施服务的控制权。
观察1：基础设施服务在公私所有制与自由化监管之间的摆动
尽管1992年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玛丽·M·希利尔认为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可以阻止基础设施的私有化，但事实表明，不同领域的差异仍然存在。一方面，电信和航空领域的私有化带来了积极影响，消费者选择和价格得到改善，低成本航空公司、私人移动运营商和新的互联网通信提供商颠覆了这两个行业，促使德意志电信、西班牙电信或英国电信等大型企业变得更加创新、客户导向和精简。另一方面，水供应等基础设施服务仍主要由公共部门持有，或者在私有化后结果不尽人意，导致许多市政机构重新接管控制权。
基础设施服务在所有权结构和政策框架上表现出巨大的多样性，包括邮政服务、铁路运输、废物管理和市政公共交通等。在许多地区，这些服务的部分环节已经实现私有化和市场化，例如快递和特快邮件在邮政服务中，它们与本地或国家的承运人提供常规信件服务并行存在。在许多行业中，价值链被分为竞争性和受监管的两个部分，特别是在存在自然垄断的情况下。以英国铁路网络为例，它于1996年被私人投资者以“Railtrack”名义出售，在2001年被重新国有化为“Network Rail”，未来可能形成混合系统，其中私营分包商与“Network Rail”合作负责某些线路运营，最终运营商将承担更多轨道责任。
总体而言，私有化与自由化在基础设施服务中的应用并未达到预期的监管统一，而是形成了多样化的模型组合。重归公有的趋势可能加速能源行业的转型，促进分布式发电和可再生能源系统的建立，并对宏观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增加地方价值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