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全球秩序下中美关系与欧盟的角色》
过去30年，中国以其无尽的经济成长和乐观主义形象展现在世界面前。然而，从2020年1月的CIDOB意见报告中，我们预见未来30年间美国和欧盟将面对的中国，是一个经济停滞、北京作为美国竞争对手力量减弱的中国。这种状态对美国和欧盟来说将是更加困难的管理对象，因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在理论上更容易融入国际秩序，而一个经济停滞且对外更具侵略性的中国则对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构成了更大的挑战。
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积极趋势正在走向终结，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及经济政治危险。中国的经济增长从1979年的1730亿美元到2018年的14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2%，这得益于中国政府银行的廉价信贷、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外资流入和技术开放，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市场的大门进一步打开。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日益加深，其他国对华贸易限制措施也逐渐增多，不仅包括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还包括反倾销税的征收、更严格的外国投资规则以及对现有中国投资的审查。同时，食品和能源的自给自足能力也因需求增加和资源枯竭而丧失，20世纪末的劳动力红利也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逐渐消失。
面对这些挑战，中国有改革经济的可能性，如减少刺激政策、私有化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机制、鼓励消费、重组银行业和促进更有信用的私营企业借贷。但大规模实施这些改革将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失业和大量破产，这对中共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政治局面。三十年来的持续经济增长已经让民众相信经济持续增长是正常现象，这成为了中共维持政治权威的重要因素。
在战略层面上，削弱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实体，强化非中共控制的私营企业并允许私人银行参与，会削弱中共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掌控。因此，中共可能会选择继续维持现有的经济刺激机制，而非进行根本性改革。
报告强调，中国的主要经济优势之一——对外市场的开放正在缩小，这使得其他国家开始限制对华贸易准入。尽管如此，中国仍可能通过其“一带一路”倡议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建设基础设施，以保持工业-政治复合体的运作。然而，这样的项目依赖于其他国家承担债务，而这在当前环境下很少国家愿意这样做。
面对经济放缓和难以维持高水平经济增长的局面，中共可能会采取加强镇压的策略来应对任何形式的异议。内部监控和社会控制将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在香港抗议事件中，中共已表现出对异议的强烈抵制，并建立了针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大规模再教育营。
鉴于地理和能力因素，美国很可能会在处理新中国的角色中扮演主要角色。特朗普政府的策略可能不具代表性，而是采取一种双轨策略，一方面寻求通过市场准入换取中国减少侵略行为，但须遵循美国的条件；另一方面，与亚洲盟友合作，提供经济和军事保障，包括建立替代供应链网络，并进一步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以支持其亚洲盟友的安全保障。
对于欧盟而言，美国的反应可能导致成员国加大国防支出的压力，尤其是来自特朗普政府的压力。欧盟将不得不调整其策略以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和地缘政治变化，同时也需要考虑如何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促进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并确保欧洲的稳定与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