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房地产从商品化“旧模式”步入双轨制“新模式”。当前我国房地产行业的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旧模式”难以为继,“新模式”逐渐拉开序幕。在转型的过程中,“旧模式”的弊病逐渐浮出水面。首先,个别房企债务问题暴雷,目前正加快境内外债重组;其次,房地产销售走弱,导致库存高企、房价下跌。 2023年房地产市场整体运行较为低迷,市场仍在调整修复中。转型的同时,加快“新模式”的建设,一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二是房地产业向“双轨制”转型,保守估计2024城中村改造等的投资规模为1万亿元左右,拉动固定资产投资约2个百分点。 “土地财政”不可持续下,财税体制加快改革。随着房地产行业逐渐向“新模式”转型,关系紧密的地方财政和城投公司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因为房地产行业转型过程中带来的阵痛,城镇化减速,土地价格下跌,此前的“房地产—土地财政”模式也受到挑战,而且由于地方政府对城投平台的债务提供了隐性担保,带来了潜在的政府债务违约风险。转型的路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城投平台加快转型升级,比如对于资产质量较低的企业进行破产清算、兼并重组等;二是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央地财政关系调整,缓解“土地财政”下滑所带来的影响。 “土地金融”脱钩后,金融回归支持实体本源。房企融资限制的出台,房地产行业“过度金融化”逐渐得到矫正。在转型的阵痛期,不少房企频繁出现债务违约情况,从而也使得部分盈利能力较弱、资产质量偏差的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逐渐暴露,后续将主要通过补充资本金、加快合并重组、加快不良资产处理等路径来持续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而在房地产的“旧模式”逐渐成为过去后,金融行业需要回归本源,服务于实体经济:企业融资和个人消费信贷成本持续降低;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多层次资本市场不断完善和深化改革。 新质生产力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在以“房地产—土地财政—土地金融”为代表的旧模式式微的背景下,未来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将在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上。传统制造业方面,未来转型方向主要为自主可控、数字化、绿色化三个方面。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同时,我国还将进一步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包括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央国企在该领域将承担更重要的任务,不断加快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部署,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省市也在积极部署未来产业。 风险提示:政策落地不及预期,地方债务风险超预期恶化。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在新旧势能转换的关键时点,旧动能淘汰的时候必然会涌现出产能、债务等的过剩问题,在化解这些问题的同时,需要加大对新动能的培育力度,增强其对经济的支撑,预防经济“失速”的风险。本文从房地产领域的新旧模式转换入手,探讨与之密切相关的地方财政和金融的转型趋势,最后探讨对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通过一系列的结构调整和制度变革,我国经济有望逐步走出以房地产为代表的旧模式,加快新旧动能的接续,步入以新质生产力为代表的新模式中,其中财政和金融的转型也将起到积极助推的作用。 1房地产从商品化“旧模式”步入双轨制“新模式” 过去,我国的房地产企业主要依赖“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经营模式,虽然在这样的经营模式下地方财政获得土地收益,房企获得利润,居民获得财富增值,但是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房价过高令合理住房需求难以得到满足、金融风险不断累积等。然而在当前城镇化减速、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房地产行业的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旧模式”难以为继,“新模式”逐渐拉开序幕。 在转型的过程中,“旧模式”的弊病逐渐浮出水面。首先,个别房企债务问题暴雷,目前正加快境内外债重组。在新冠疫情和“三道红线”的限制下,2021年恒大集团爆发债务危机,随后融创中国、绿地集团等房地产企业也相继宣布债务违约,目前超过30家大型房企都出现了债务问题。这些房企也都逐步开启了债务重组的化债进程,比如,2023年10月碧桂园宣布启动境外债务重组。得益于中央频出政策加大金融对于房企出险的支持力度,多家房企境内外债重组均获得了实质性进展。据中指研究院不完全统计,截至2024年1月,富力地产、融创中国、中国奥园等少数房企基本完成境内外债券重组或展期,龙光集团、花样年控股、时代中国控股、碧桂园等房企已基本完成境内债券展期,华夏幸福、当代置业、绿地控股等房企基本完成了境外债券展期或重组。而且政策支持力度较大,2023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强化金融支持举措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通知》,提出支持民营经济的25条具体举措;其次,房地产销售走弱,导致库存高企、房价下跌。2023年房地产市场整体运行较为低迷,市场仍在调整修复中。中指研究院报告显示,2023年1-11月,重点100城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下降约5%,百城新建住宅价格累计上涨0.16%,主要因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二手住宅价格累计下跌3.00%,房价走势持续低迷。在市场情绪偏弱的情况下,房地产市场库存逐渐累积。2021年年底以来商品房待售面积持续升高,截至2023年11月商品房住宅待售面积为3.2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0.4%,为2015年5月以来的最高增速。如果将商品房待售面积除以过去12个月住宅现货销售面积来测算住宅库销比,截至2023年11月商品住宅现货库存去化周期还有17.3个月,仍处于高位。在债务缠身以及销售平淡下,房企投资预期偏弱,2023年1-11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9.4%。近期政策措施持续推出托底楼市,改善市场信心。12月14日,北京和上海相继发布“调整普通住房认定标准、降低首付比例、降低房贷利率下限”等新政,对一线城市二手房市场有一定提振作用。 转型的同时,加快“新模式”的建设。2023年8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两大重要目标,一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二是房地产业向“双轨制”转型(“双轨制”是商品房满足改善性住房需求、保障性住房满足刚需)。关于保障性住房,我们在专题《2023房地产长效机制新解——基于对保障性住房的研究》中进行了详细解析。“新模式”中的保障房体系分为配租型和配售型两类,其中配租型包括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重点解决新市民、青年人住房保障问题,配售型为保障性住房,按保本微利原则配售,主要针对城市无房的工薪阶层。后续或可参考新加坡的组屋发展模式,其特点是以政府主导、满足多层次需求、公积金补助、封闭式管理等,实现“居者有其屋”目标。住建部有关负责人此前表示,“十四五”时期,全国初步计划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近900万套(间),预计完成投资3万亿元左右。目前保障房建设和城中村改造已逐渐获得政策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项目纳入专项债的支持范围,并且将设立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2023年12月PSL重启,净新增3500亿元规模,预计也主要用于支持“三大工程”建设,后续规模可能还会增加,另外金融机构也加大资金支持,比如城中村改造企业债、城中村改造资产支持专项计划(ABS)、“平急两用”债务融资工具等。1月,据悉城中村改造范围扩围至52个城市,其中包括21个超大特大城市,2023年广州城中村改造投资规模预计为983亿元,而由于广州城中村规模较大,按照一定比例推算全国情况,保守估计2024城中村改造等的投资规模为1万亿元左右,拉动固定资产投资约2个百分点。 此外,住建部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可充分利用依法收回的已批未建土地、司法处置的住房和土地等建设筹集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也有助于消化房地产领域过剩的库存,加快房地产行业的转型。 图1:房地产企业现金流净额近两年下降 图2:商品房市场或将延续去库存 图3:城投企业配售型保障房的运营模式 图4:城投企业配租型保障房的运营模式 2“土地财政”不可持续下,财税体制加快改革 随着房地产行业逐渐向“新模式”转型,关系紧密的地方财政和城投公司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由于央地之间的“财权上收、事权下压”结构失衡,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持续上升,2016年及之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占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的比重均在80%以上,2022年该比重约为87.6%,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占地方财政第一、二本帐的比重自2016年以来持续攀升,2020年最高录得29.7%的比例。但因为房地产行业转型过程中带来的阵痛,城镇化减速,土地价格下跌,此前的“房地产—土地财政”模式也受到挑战。2022年以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同比增速降至0以下,2023年1-11月该增速录得-17.9%,降幅虽较此前收敛,但增速仍在低位。此外,另一受影响较大的主体是地方城投平台。城投平台设立之初的定位是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地方政府为缓解财政压力,向城投平台注入大量土地,通过城投平台向金融机构融资,来大力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注入土地-土地抵押-城市建设-土地升值-土地出让-还债”的闭环模式。但与此同时,由于地方政府对城投平台的债务提供了隐性担保,地方政府隐债规模不断扩大,带来了潜在的政府债务风险。2015年,重点城市土地抵押贷款总额为11.33万亿元,面积为49.08万公顷。城投平台发债规模也持续扩大,Wind数据显示2023年城投债总发行规模为4.8万亿元,净融资额达到8728.07亿元。根据IMF的测算,2020年能够识别的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达45.4万亿元,预计2023年达到65.7万亿元,隐债的存在加大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图5:土地出让收入增速明显下降 图6:土地抵押贷款规模和城投债发行规模变化 城投平台加快转型升级,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即将展开。从短期来看,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当务之急,尤其是化解隐债。2023年12月,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指出“要严格落实既定化债举措,加大存量隐性债务化解力度,坚决防止新增隐性债务,健全化债长效机制,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通过对Wind上发行过城投债的公司的债务进行分析,2022年城投平台的有息债务约为51.3万亿元,加上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5.1万亿元,合计占2022年GDP的比例为71.3%左右,该比例称作“广义负债率”。其中,城投平台有息债务规模最大的包括江苏、浙江、四川等省份,叠加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后的广义负债率最高的省份包括天津、浙江、贵州、重庆、四川等,均超过100%,广义负债率较低的省份则包括广东、北京、上海、内蒙古等。而由于城投平台主要从事公益性或准公益性项目,自身造血能力普遍偏弱,2017年以来城投公司的ROA持续下降,从中位数看,2022年仅为0.59%,远低于A股地方上市国企ROA中位数4.29%。而且,从偿债能力来看,以EBITDA/带息债务来衡量,城投公司偿债能力也在持续下降,债务大多通过借新还旧来偿还,2022年EBITDA/带息债务(中位数)仅为0.038倍,也远低于A股地方上市国企的0.35倍。因此从中长期来看,城投平台也将进入到新的转型升级阶段,转型的方向主要有三:一是对于资产质量较低的企业进行破产清算、兼并重组,逐步减少债务存量规模。近年来城投平台加快整合,2022年初至2023年初,全国城投整合案例逼近400家,促进化解债务的同时,加快区域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二是市场化转制,厘清城投公司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不再承担政府的或有债务,但因为地方政府的刚兑取消,城投公司融资将变得十分困难,因此更加需要通过市场化方式来解决城投公司的融资问题,比如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包括ABS、基础设施REITs以及类REITs等,并积极探索股权融资模式;三是向政策性投资类平台转型,通过控股或者设立产业基金等方式,将资金注入政策导向的重点产业,比如战略性新兴产业,但同时也要求城投平台具有专业的投资能力和完善的风控体系,坚持市场化运行的机制。 图7:各省份地方政府和城投平台债务情况 图8:城投平台ROA中位数 图9:土地抵押贷款规模和城投债发行规模变化 此外,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可能再难以回到从前高速增长的阶段,“土地财政”模式也将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央地财政关系可能亟需得到调整,需要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