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学科动态2023年第6期(总第3期)：全球治理中的债务问题

专题序言 cƒ#$%&'()*+,-(./0#$12345678cƒ9:;.<, -0=>?@ABCDffiFGHcƒ9:(0#$I@8J@5KLMG20N#O?0P-;I@5QRM(.fiJT#$UV0WXY=Z5[\]fi,- (./0JT#$I@^_`abc;def?AghiCjklmMDnfi# $X,-opqXrs#TtHYuvd9Xwxyz[|]~0YÄA2cƒ#$9:(5Å>ÇÉUÑ,-(./#$ÖÜ5á>àâ8,-(./^_ä >ãåçé5^4&èJ;êéâ,-ëíA 本期目录 1.YanWangandYinyinXu,“ChinaandAfrica:ANewNarrativeonDebtSustainabilityandInfrastructureFinancing,”JournalofInfrastructure,PolicyandDevelopment,Vol.7,No.1,2023. 2.DeborahA.BräutigamandYufanHuang,“IntegratingChinaintoMultilateralDebtRelief:ProgressandProblemsintheG20DSSI,”BriefingPaper,ChinaAfricaResearchInitiative(CARI),SchoolofAdvancedInternationalStudies(SAIS),JohnsHopkinsUniversity,Washington,DC,No.9,2023. 3.MuyangChen,“China’sRiseandReshapingofSovereignDebtRelief,” InternationalAffairs,Vol.99,No.4,2023. 4.YuYe,“TheG20ReciprocalSocializationforGlobalCoordinationonSovereignDebtandDevelopment:PerspectiveofChina,”InternationalPolitics,forthcoming. 5.徐奇渊、孙靓莹、熊婉婷：《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问题：一个系统、全面、有效的综合解决框架》，《拉丁美洲研究》，2023年第2期。 6.周玉渊：《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治理探析》，《当代世界》，2023年第8期。 本期审校 îïñoóòô No.1 YanWangandYinyinXu JournalofInfrastructure,PolicyandDevelopment Vol.7,No.1,2023. “ChinaandAfrica:ANewNarrativeonDebtSustainabilityandInfrastructureFinancing” 《中国与非洲：债务可持续性与基础设施融资的新叙事》 面对迫在眉睫的债务危机，债权国和借款国都需要努力了解什么是好债务，什么是坏债务。当前关于债务可持续性的叙述往往忽略了政府资产和政府负债的问题。虽然传统方法主要侧重于债务方面，但一个国家试图建立的资产类型对经济发展和债务可持续性至关重要。本文对债务可持续性问题进行了新的阐释，并对债务重组背景下的基础设施融资问题进行了思考。文章使用了传统和新型两种方法研究中国和非洲国家共同融资、共同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的作用，重点关注它们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当地基础设施问题。这两种方法都证实了中国参与投资的项目满足了东道国最落后领域的需要，解决了当地发展的瓶颈问题。这些已完成的项目构成了国家公共业务资产的一部分，为当地带来基本的社会服务、就业、税收、出口与发展。 作者首先指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文章认为，主流观点只关注负债，或债务占GDP的比例，未能关注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面。作者由此引出了以下几个研究问题： Q1：当下评估主权债务问题的研究缺少了什么？Q2：基础设施项目是一种被低估了的公共资产，抑或仅仅是负债？ Q3：中国通过南南合作融资或共同融资的项目是一种公共资产还是负债？Q4：后疫情时代对促进可持续发展有什么影响？ 其次，作者对非洲国家的债务情况进行了描述性分析。文章指出，实际上，平均来看，本文涉及的49个非洲国家对华债务仅占其债务总量的9.8%。与此同时，文章指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于指导低收入国家借款决策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DSA）框架存在严重的“反投资偏见”，它仅仅关注债务，忽略了投资项目形成的公共资产。 接着，作者引出了本文的观点：公共资产是债务可持续性关键。文章指出，公共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能够很好地反映政府的资产情况，并且有研究表明，公共部门净值较高的经济体在新冠疫情期间经历的衰退较浅，在经济衰退后恢复得更快。因此，应当改进政府负债评估方法，在评估时应将目光更多集中在政府的资产情况而非债务上。 随后，作者通过运用传统与新型两种实证分析方法，展示了如何识别硬基础设施和软基础设施瓶颈，并探究中国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帮助非洲解决了不同领域基础设施的瓶颈。在传统方法中，作者创建了一个标准化的“基础设施发展指数”，对国家进行排名并确定其在不同领域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上的相对位置，以量化东道国的“瓶颈”。同时，作者将研究分为两个部分，分别考察硬基础设施和软基础设施投资，并分别构建了对应的线性回归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过去二十年，中国对这些非洲国家的投资与当地最落后的基础设施部门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意味着这些项目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该国需求。但作者同时指出，传统方法存在误差，无法精准识别出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瓶颈。因此，文章提出了一种新的测量方式。在新的方法中，文章构建了2000年至2017年间所有54个非洲国家关于硬软基础设施需求九个指标的面板数据集，将其分为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两 个组，确定每个指标的排名顺序，以反映相应部门的投资紧迫性，并将收入组内排名最低的硬指标或软指标定义为“瓶颈”。计算以下式子： 达到4个瓶颈之一的概率=匹配数/项目总数 达到瓶颈i的概率=达到瓶颈i的项目数量/项目总数 数据证实了2000年至2017年间，中国融资或共同融资的基础设施项目解决了非洲76%的硬基础设施和73%的软基础设施的瓶颈问题。有力回击了西方国家和媒体关于中国在非从事所谓“流氓”活动和“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 最后，作者提出了在后疫情时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策建议和方案： 1）在债务可持续性评估方面，研究债务的用途，进一步调查公共资产的债务可持续性状况，并利用瓶颈法审查发展中国家的新债务； 2）在债务重组方面采用逐案模式的G20共同框架，并采取类似于在高负债穷国（HIPC）中使用的方法，使多边开发银行在内的每个债权人都得到同样的“公平待遇”； 3）在发展融资方面，注重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 4）开展以资产为基础的再融资； 5）建议金融机构应当将处于“困境”的贷款与精心设计的绿色能源/走廊项目结合起来，并以优惠利率提供基于“资产+”的再融资； 5）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可以将已经完成的、有现金流的项目用于首次公开发行，并为其他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筹集资金。 本文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测量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部门“瓶颈”的新方法，有力地驳斥了部分国家对于中国在非设置“债务陷阱”的诋毁和抹黑，并指出后疫情时代发展中国家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了解政府的资产和负债，区分“耐心资本”和“自由”投资者，并区分结构性和流动性问题。 编译：苏ft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No.2 DeborahA.BräutigamandYufanHuang ChinaAfricaResearchInitiative(CARI),JohnsHopkinsUniversity,Washington,DC BriefingPaper,No.9,2023. “IntegratingChinaintoMultilateralDebtRelief:ProgressandProblemsintheG20DSSI” 《将中国纳入多边债务减免：G20DSSI的进展与问题》 2020年3月25日，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 界银行的负责人共同提议二十国集团（G20）暂停向世界73个国家收取官方贷 款的还本付息。G20于2020年4月15日迅速启动了暂停偿债倡议。 G20暂缓偿债倡议（DebtServiceSuspensionInitiative，DSSI）究竟是否有效？ 中国在其中的参与又如何？本文基于2022年12月发布的世界银行IDS2022数 据集，以及对100余位学者、官员的访谈和在安哥拉、肯尼亚、赞比亚的实地考察，对中国参与G20暂缓偿债倡议的情况进行了评估和比较分析。结论认为，DSSI总体上是成功的，中国被平等地纳入了一个多边的、由G20监督的平台，中国作为负责任的G20利益攸关方，很好地履行了DSSI的职责。既有的亟待改革的主权债务减免架构迎来了新的规则，但紧张的地缘政治影响了债务减免谈判。 中国通过G20暂缓偿债倡议在全球经济合作中的角色是本文研究的关键。中国的加入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源于对不履行承诺而导致声誉受损的担心，在疫情背景下也有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需要。二是认为参与多边债务协调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致力于将G20作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论坛，长期以来，中国在G20中的参与和实践催生了对G20足够的信任和主人翁意识，使其相信G20 的“制度中性”，但前提是联合行动和公平分担负担。 虽然中国确实较好地执行了DSSI，但作者指出，中国在参与和融入G20暂停偿债倡议的过程中也存在不少困境。一是对公平分担负担的呼吁。中国债权人的贡献（63%）远超过其在暂缓偿债中所占的份额（30%）。二是共识的缺乏。既有框架巴黎俱乐部等有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规范，比如债权人分类中倾向于将私人等同于商业，而中国则将国有政策性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视为商业贷款机构，由此引发分歧。但看似中国打破规则的问题，其实质是共同框架不能只是“巴黎俱乐部规则加上中国”，我们应重新思考全球规则应该是什么，应该由谁来制定、如何制定、在哪里制定？三是中国特色的考虑。一方面，中国的政策性银行相对于其他G20国家的政策性银行而言，其独立性更高。另一方面，中国需要协调国内银行和官僚机构之间的利益冲突。文章认为中国进出口银行被赋予领导“中国”在DSSI和共同框架中行动的权力，但他们对金融损失的专注和天生的厌恶阻碍了符合中国整体利益的多边合作。四是地缘政治和“话语陷阱”的影响。一方面，美国政府以及诸多美国著名智库对中国的DSSI意图表达了非常明显的不信任。另一方面，中国也担心其他债权人试图“搭便车”以获得债务减免。 本文的一大局限在于仅审视了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官方双边债权人参与G20暂缓偿债倡议的情况。在附录中，作者给出了更多与数据相关的问题，包括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是否属于官方双边债权人、数据时间范围的选取、世界银行的数据是否准确，以及与具体国家的债务相关的问题。作者指出，这些数据上的问题产生的偏差可能使文章低估了中国的贡献，而就目前的数据，中国暂停的金额也已远远超过其他G20国家。 编译：张尊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No.3 MuyangChenInternationalAffairsVol.99,No.4,2023. “China’sRiseandReshapingofSovereignDebtRelief” 《中国的崛起与主权债务减免的重塑》 在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双边债权国的背景下，本文探讨了中国金融实践与传统全球主权债务减免框架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通过分析历史案例进行横向以及纵向的比较分析，探究美国在主权债务减免问题上政策的变化及其背后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以及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国家内部债务问题和主权债务问题。研究表明，中国并非是其他债权人债务减免中“搭便车”的角色，也不是在挑战西方所主导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中国采用的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