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端的家”：留守家庭青年抖音实践中“家”的建构逻辑

典型研究 DianXingYanJiu “云端的家”：留守家庭青年抖音实践中“家”的建构逻辑 —基于对皖北D新村的考察 □孙文马梅 摘要：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新型媒介对家庭的嵌入，深深影响着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本文聚焦于皖北D新村的留守家庭，通过数码民族志和田野调查法，观察一个三代同堂的留守家庭成员，特别是外出务工青年成员如何进行抖音实践。研究发现，他们通过抖音建构了一个根植于传统家庭又超脱于传统家庭的“云端的家”。这个“家”在家庭成员情感维系、青年成员家庭权利崛起、儿童媒介沉迷、原始家庭解体和青年核心家庭建立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这个角度讲，抖音不仅拓宽了“家”的概念外延，还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家”的全新方式。同时，抖音“云端的家”的建构逻辑，也成为理解和研究新型媒介的重要文化视角。 关键词：抖音；媒介实践；留守家庭；乡村振兴 一、研究缘起 “家”，是最温暖人心的地方，人们对“家”都有着特殊的情感，“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扮演的角色，绝不是一个社会组织的概念所能涵盖的［1］。“家”不再只是一个基本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生活共同体的实在，还是理解社会、理解世界的一种基本模式。今天，“家”还是社交媒介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使用场所，立足于“家”来思考社交媒介传播问题，可以开 辟出对社交媒介的一个新的理解角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家庭成员间的沟通与交流方式主要是“面对面”“口与口”，以及书信和电报，信息交流传递方式相对较单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固定电话和手机开始出现，人们可以跨越空间距离通过“打电话”的方式进行语音联系。步入新时代，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社交媒介已经深深融入个体的家庭生活，让处在不同空间里的家庭成员间的联系沟通和情感互动变得更加方便、快捷和紧密。 数字时代，“家”的内涵和外沿也有所延伸。“家”不仅包括现实生活中建立在血缘和亲疏关系上的基层社会组织，还包括人们在网络世界里构建起的能让心灵栖息的“避风的港湾”。就像英国人类学教授丹尼尔·米勒认为的：社交网络是一个有着“室内装潢”的地方，人们可以像装饰自己的房间一样“打理、布置和装饰自己的主页”，“当我们孤独离群时，无人说话时……社交网站永远向我们敞开怀抱”［2］。今天，社交网络为现实生活中的“家”在“云端”提供了新的影像映射，这对乡村留守家庭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见，媒介技术以多样化的形式介入家庭生活之中，重塑家庭空间的形态，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3］。 对于社交媒介对“家”的影响，有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例如，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王心远，对我国东南部一个小工厂的进城务工者的生活进行民族志研究，发现QQ、微信等社交媒体作为进城务工者移民生活的另一个“家”，对传统夫妻关系、婆媳关系也产生着重大影响［4］。吴炜华、龙慧蕊探讨了微信的使用给异地家庭关系带来的影响，认为微信新场景丰富了异地家庭的互动实践，使得虚拟的家庭互动呈现出媒介化、表演化和社交化特点［5］。袁霁虹聚焦了新生代农民工转入城市媒介环境后，婚恋观受大众媒介、人际交往、网络互动的影响，产生了“内卷化”，导致他们处于不上不下、难进难退的婚恋状态，成为婚恋意义上的悬浮人［6］。王浩通过对晋南X村的考察，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媒介沟通实践，认为微信帮助他们构建了流动与留守间的虚拟陪伴，改变、塑造着打工家庭的情感体验［7］。 随着抖音等平台的崛起，也有学者尝试从短视频类媒介的角度探究媒介对家庭的影响。王卫明、嵇健分析了抖音在家庭传播方面的优势，强调了抖音在育儿、家庭教育领域的积极作用［8］。宓淑贤将视角聚焦抖音“婆媳”短视频文本，认为婆媳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有限权力的争夺，呈现出了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纠缠的新现象［9］。南京大学孙信茹教授则将研究视野聚焦到云南省怒江州的少数民族家庭，认为抖音不仅使家庭成员的生命轨迹得以保存和展露，还与家庭生活中亲密情感、家庭结构等因素嵌合在一起，为人们提供了理解家庭的新方式［10］。 以上相关学者在不同程度上都强调了媒介对“家”的影响和作用，但鲜有把抖音作为观测对象，对乡村留守家庭成员，特别是外出务工青年媒介实 践对“家”的数字化建构的探索，同时也缺乏对家庭结构继替更迭影响的研究。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随着中国乡土社会向城乡社会的加速转型，不少乡村家庭中的青年成员仍大幅流出，选择外出务工，促使“家”变成了一个“流动”的概念。抖音不仅成为继微信之后，外出务工青年与“家”连接的新纽带，还是研究城乡间人员流动、家庭结构继替的重要维度。因此，关注抖音在乡村留守家庭中的嵌入逻辑，探究留守家庭成员，特别是外出务工的青年成员如何通过抖音建构关于“家”的“云端”想象，如何维系成员间亲密关系的情感牢固和“家”的结构完整，甚至如何强化城乡互动、助力乡村振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中的“青年”，依据《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年龄范围界定为14～35周岁）。 二、田野点概况及研究对象介绍 本研究采用数码民族志和田野调查法，对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城父镇D新村进行考察研究。D新村位于城父镇辖区西南部约7公里处，面积约53.4平方千米，距离亳州市区约30公里。2009年，D新村开始建设，由孙楼、大韩、王庄等6个自然村规划而成。截至2023年4月底，新村共有村民319户，约1800人。其中青年人口约840人，外出务工青年约占青年总人口的68%。随着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新村72%的家庭安装了宽带网络，加上智能手机的普及和流量资费的下调，绝大多数村民都有了手机上网的条件，基本能熟练使用微信和抖音，少数青年还会使用微博和小红书等社交媒介。 调查中，一个特别的家庭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这个大家庭拥有三代、10口人，其中一半家庭成员都是青年人（具体见表1）。目前，大儿子东东育有一对儿女，小儿子浩浩育有一个女儿，二儿子亮亮还未成家。三个儿子中学还未毕业，就陆续随父亲建华到上海务工。2018年，浩浩在婚后第二年就离开了上海，和妻子妮妮去了杭州务工。2021年，亮亮也离开上海，投奔了在江苏溧阳开超市的表姐。2023年初，东东选择与亮亮一起在表姐超市中承包摊位，售卖果蔬。除了建华偶尔往返老家与江苏、上海外，其他家庭成员基本只在春节或遇到重大事件时才返回老家。老家只剩下母亲兰花照看浩浩的女儿妞妞，东东的妻子倩倩照看女儿莉莉和儿子琦琦。 表1文中出现的访谈（观察）对象基本情况一览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成员关系 接触形式 1 建华 男 52 夫妻 面对面、微信访谈、线上观察 2 兰花 女 54 3 东东 男 31 夫妻 4 倩倩 女 32 5 亮亮 男 30 / 6 浩浩 男 27 夫妻 7 妮妮 女 32 8 莉莉 女 10 姐弟 面对面、线上观察 9 琦琦 男 6 10 妞妞 女 6 / 注：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涉及的人名均为化名。 研究样本中，该家庭所有成员几乎都是抖音的忠实用户，通过对该家庭成员发布的900余条抖音作品进行梳理，发现80%以上的内容都和“家”“家人”有关。 三、“乡村嵌入”：D新村的媒介选择与用户类型 在媒介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中国广袤的乡村有着新型媒介实践的庞大用户群。《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2月，农村网民规模已突破3亿［11］。新冠疫情暴发后，村民大多隔离在家，因缺少娱乐活动，陆续接触抖音，并慢慢熟悉了抖音的使用方法。 1.替代微信的抖音新娱乐 抖音普及之前，乡村外出务工青年只能通过电话、微信等媒介与“家”联系和沟通。长期生活在乡村社会的村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社交圈也相对简单。对于他们而言，微信的一些核心功能操作相对复杂，这些功能不是“用不到”就是“不会用”。再加上微信朋友圈“强连接”的“圈层”限制，村民很难突破微信“朋友圈”的封闭性桎梏，获得既符合自身兴趣又符合自身阅读能力的信息内容。久而久之，村民便渐渐对通过微信关心时事、分享感悟、休闲娱乐失去兴趣，而抖音恰好弥补了这些缺陷。强调“弱连接”关系的抖音，是以现实世界互不相识的互动对象为主，还为用户提供了一些滤镜功能，可以帮助用户“改头换面”，对那些顾忌“强关系”的用户来 说，这里会更轻松［12］。另外，抖音的使用门槛较低，其核心功能在“刷”，用户甚至可以不注册登录，就能通过手指滑动，实现“刷视频”的娱乐功能。这对包括老人儿童在内的乡村用户群体而言十分友好。同时，基于大数据和算法的强大推荐机制，也大大增加了抖音对乡村用户群体的黏性。一方面，抖音可通过读取手机通讯录和位置信息权限，以及对日常发布的内容进行检索比对，为村民推荐处在乡村同一圈层并与自己有着相似生活背景和生活状态的人。另一方面，不同于城市居民，村民的娱乐形式相对有限，而抖音依靠大数据和算法，可针对个体的使用习惯和兴趣，源源不断地向用户推送符合自身喜好的内容。这个过程既省时省力又简单便捷，极大地提升了对乡村用户群体的吸引力。 抖音不仅具备微信常用的语音、视频聊天功能，还具有以“短视频发布”为核心功能的“现实场景”的线上映射、家庭影像矩阵构建、情感交流互动的媒介功能。同时，还为村民提供了获得外界资讯、进行农产品直播销售的途径，成了助力村民创业致富的“新农具”。因此，抖音渐渐取代了微信，并逐渐嵌入乡村家庭，开始对“家”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 2.D新村抖音用户类型 时至今日，抖音已成为继微信之后，另一款在乡村中深受欢迎的社交媒介。一个家庭中，从三四岁的孩童到七十多岁的爷爷，从留守在家照看孩子的“媳妇”到外出务工的青年，都在使用抖音记录生活、获取资讯。不少大爷大妈的“老年机”被子女换成了“智能机”，不只是为了丰富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还为了方便外出务工的家庭成员与家的沟通与联系。按照对抖音的使用情况，可将这些用户分为以下四类： （1））从“房前屋后”到“田间地头”的“你我他” 这类人群是乡村中最常见、最主要的抖音使用者，其实就是生活中最普通的“你我他”。这类人群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是“只看不发”的用户。比如，对新媒介使用不熟的老年人，以及不喜欢将个人生活曝光在网络的个别人群，他们虽是抖音的使用者，却不是抖音作品的发布者。二是“既看也发”的用户。这类人群不仅仅喜欢“刷抖音”，还热衷于用抖音记录生活影像，抖音成了这类人群记录个人生活、展示乡村景象的重要工具。 （2）从“被动观看”到“主动浏览”的留守儿童 儿童是乡村中常见的群体，一般跟随母亲或 （外）祖父母留守在家。受限于媒介素养和家庭教育意识缺乏等因素，部分留守在家的“家长”因忙碌无法照看孩子时，会让孩子“刷一会抖音”。同时，家长自己刷抖音时，往往也会忽略对处在同一场域中儿童的影响，让儿童在耳濡目染中过早地接触了抖音。再加上农村大部分家长很少为儿童制定媒介使用规则，当家长无法参与孩子的媒介使用过程，又缺乏亲子互动时，对孩子的干预就会减少［13］。即使偶尔制止孩子长时间的媒介使用，但儿童也会因此染上“刷抖音”的习惯，从“被动观看”演变为“主动浏览”。 （3）从“故土家乡”到“城市异乡”脱嵌的“务工者” 这类人群以青年为主，他们选择到大城市务工追梦，实际上就从“家”和家庭成员中渐渐“流出”，在空间和媒介环境维度就与过去生活的家乡发生了脱嵌。这种“脱嵌”，会让家庭变得“离散”，让乡村变得“空心”，造成家庭成员间的情感创伤，导致家庭成员对远距离沟通需求的不断增加［14］。与乡村中抖音普通用户不同的是，这类用户除了用抖音发布在外打拼追梦的奋斗场景、记录大城市的摩登现代等与乡村生活完全不同的新鲜体验外，有时也会发布与家乡相关的重大事件、与家庭成员的“合拍”影像，以及表达对家乡、对家庭成员思念主题的内容。 （4）从“异乡”返“家乡”再嵌入的“新农人” 返乡青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15］。随着家乡对返乡创业的扶植政策越来越多，乡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不少外出务工的青年人看到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发展的美好前景，毅然选择返乡“再嵌入”，成为一名“新农人”。新冠疫情暴发后，这波返乡潮达到了高峰。在D新村返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