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第二期《区域动态》东南亚地区

区域动态（东南亚） 本期推介《跨文化交流与殖民想象：通过东南亚与全球相遇》Cross-culturalExchangeandtheColonialImaginary:GlobalEncountersviaSoutheastAsia 【编者按】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交流的加强，殖民主义的文化影响成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跨文化交流与殖民想象－－通过东南亚与全球相遇》一书从更细微的历史角度探讨当地殖民互动，以跨文化交流为框架，通过跨帝国视角阐明文化习俗和知识流动的多线轨迹，描绘文化如何在殖民背景下不断演变。在书中，作者介绍了跨文化交流的概念，并探讨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流的方式。作者指出，跨文化交流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一种文化认知和理解的过程。作者分析了殖民幻想的概念和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殖民幻想是指在殖民地时期，殖民者对于被殖民地文化的理解和想象，这种幻想往往带有偏见和刻板印象，影响了殖民者对于被殖民地文化的看法和态度。跨文化交流可以促进文化多样性和相互理解，但也可能带来文化冲突和认同危机，而殖民幻想则可能导致文化压迫和剥夺被殖民地的权益。 该书批判将历史划分为殖民前、殖民时期和殖民后阶段的传统时期划分法，认为这种划分会掩盖文化流动的连续性。在对殖民历史的重新审视中，作者指出标准的统治叙事忽略了殖民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通过具体案例展示了跨文化交流如何既支持又破坏荷兰殖民合法性，揭示了殖民社会的众多动机、世界观和代理程度，展示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多样性。东南亚有着多样化种族、语言、宗教、历史、移民和贸易量的不同国家，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而是一个交流和联系的场所，换句话说，东南亚的人民拥有经过几个世纪演变的独特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只有避免将某些文化视为“次等”或“不重要”的，通过平等、开放、包容的方式来进行跨文化交流，才能真正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跨文化交流与殖民想象》的编者哈泽尔·韩（或译为韩海静，HaejeongHazelHahn）执教于西雅图大学，任历史学系主任。在对欧洲历史及殖民史的研究中，她更多地关注欧洲与东南亚的互动。在本书中，包括韩在内的十位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研究对象横跨建筑、服装、音乐、社团等多个领域，多侧面呈现了东南亚作为场域、载体和主体，与欧洲及更广阔世界间的互动。东南亚在本书中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从对锡兰（斯里兰卡）相关研究的囊括也可见一斑。本期推送的两篇书评各有侧重、互为补充，第一篇书评全面介绍了本书的篇章排布及主要内容，第二篇则批判性地探讨了本书编写的主要逻辑和有待进一步挖掘的内容。 《皇家亚洲学会马来西亚分会学报》（JournaloftheMalaysianBranchoftheRoyalAsiaticSociety）2021年刊印了尼古拉斯·韦伯（NicolasWeber）对于《跨文化交流与殖民想象》一书的书评，韦伯长期研究越南及占族（Cham）历史，现任教于越南富布莱特大学。书评全文编译如下： 本书引人入胜且发人深省，汇集了来自东南亚各地的十个案例研究，为观察和理解殖民及后殖民时期东南亚的社会文化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洞见。各位撰稿人提出了一系列广泛的问题，讨论了跨文化交流以及文化融合、适应、挪用和抵抗等议题，他们超越了关于殖民背景下思想传播及影响的常见研究问题，也对殖民者-被殖民者的简单二分提出了质疑。 这些文章主要覆盖了三大方面的文化交流：知识、材料与建筑、以及艺术休闲。 第一章是乔治·达顿（GeorgeDutton）的“从他者的视角看十九世纪葡萄牙：菲利佩·平的日记（Nineteenth-centuryPortugalThroughOtherEyes:TheDiariesofPhiliphêBỉnh）”（第25-48页），从越南耶稣会神父菲利佩·平的日记展开。平于1796年到1833年间居住在葡萄牙（主要是里斯本），在他的日记中，一位年轻、开明的北越青年对葡萄牙、特别是其制度和饮食方式等方面做出了客观而独到的描述。不同于他的西方同行，平写作的目的是以一种非常实际的方式教育他的读者，给未来的越南访客提供一部旅行指南。 第二章是马修·杰·沙乌尔（MatthewJ.Shauer）的“收集马来遗产：二十世纪早期英属马来亚的学术社团和帝国政策（CollectingMalayHeritage:ScholarlySocietiesandImperialPolicyinBritishMalayaintheEarlyTwentiethCentury）”（第49-74页），考察了马来亚当地和全球知识社团构成的网络所发挥的作用。例如皇家亚洲学会海峡分会（theStraitsBranchoftheRoyalAsiaticSociety）和皇家巴达维亚艺术与科学学会（RoyalBatavianSocietyofArtsandSciences），致力于通过收集、分享民族学知识，保护和传承马来文化。知识社团的工作不仅在于保护被殖民者的文化，还在于提高殖民者的认识、提高治理的“文化敏感”性。 第三章是阿诺特·范德米尔（ArnoutH.C.vanderMeer）的“仪式与权力：跨文化交流与印尼殖民霸权的争议（RitualsandPower:Cross-CulturalExchangeandtheContestationofColonialHegemonyinIndonesia）》（第75-104页”，研究跨文化交流如何增强和削弱荷兰在晚期爪哇殖民地的合法性。文章阐述荷兰人如何在20世纪初的爪哇使用爪哇文化元素（如尊重传统、服装、权力象征和建筑等）使殖民权威合法化。随之而来的是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对这种混合文化系统的拒绝以及他们对西方方式、言论和服装的推崇——这代表了他们为现代化和挑战殖民政权做出的努力。 第四章是道恩·奥德尔（DawnOdell）的“荷属东印度的“中国”屏风（‘Chinese’Screens intheDutchEastIndies）”（第107-130页），聚焦印度尼西亚的文化挪用：即被称为“影皮” （yingpi）和“堆叠”（heaping）的中国屏风被移植到欧洲人在巴达维亚的家中，挑战了传统的东亚习俗，获得了全新的意义，定义了一种独特的巴达维亚风格。 第五章是哈泽尔·韩的“缺失的叙述与失落的珠宝：胡志明市泰米尔寺庙的文化遗产 （AbsentNarrativesandMissingJewels:CulturalHeritageofaTamilTempleinHoChiMinhCity）”（第131-161页），重构了泰米尔印度教丹达乌他帕尼庙（SriThendayuthapaniTemple）的历史。这座寺庙在1880年左右由来自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切蒂亚尔（Chettiar，译注：泰米尔人族群，该种姓传统上主要从事商贸尤其是宝石生意、银行信贷活动等）放贷者建立。庙宇建筑有着惊人的融合特征和造型罕见的塔楼（vimana，圣殿上的塔楼），可谓是殖民时 期西贡丰富复杂的跨文化交流历史的一个缩影。文章探讨了泰戈尔1929年访问西贡所产生的影响，越南人和印度人对寺庙的看法和对传统及身份认知的变化，最后总结寺庙的当代用途和地位。 在第六章“法式木结构建筑与越南总督宫殿？越南殖民地的建筑交流（FrenchNhà RườngandaVietnamesePalacefortheGovernor?ArchitecturalExchangeinColonialVietnam）” （第162-186页）中，卡罗琳·赫贝林（CarolineHerbelin）考察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复杂文化交流以及文化挪用和跨文化交流的机制。她聚焦研究了两个案例：河内的总督府和20世纪30年代交趾支那乡村富裕家庭对“法式”建筑的本地化改造。作者希望读者重新思考过度简化的“本土”与“殖民”，西方与东方，以及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区分。 第七章是莎拉·莫泽（SarahMoser）的“殖民都市主义在马来西亚布城的拒绝与再生 （RejectingandReproducingColonialUrbanisminPutrajaya,Malaysia）”（第187-214页），探讨了英国殖民都市主义近期在马来西亚新行政中心布城的挪用。作者认为，布城延续了殖民时代的都市主义实践和美学（如“花园城市”和分区、植物园、“新镇”、异国情调的东方主义风格等），保留了以种族和宗教隔离为代表的殖民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而不是反映马来西亚的多民族、多文化社会。 在第八章“背景与内容：锡兰康提的殖民时代照片（ContextandContent:ColonialPhotographsfromKandy,Ceylon）”（第217-238页）中，作者贝尼塔·斯坦布勒（BenitaStambler）聚焦于殖民时代的照片、明信片和版画。这些作品描绘了康提的社会和宗教制度的一些侧面，比如贵族、佛牙寺以及传统舞蹈等。这些作品中的图像或许有助于欧洲的西方人更熟悉锡兰的人民和文化，但并不准确的描绘加上对这个岛屿文化传统匮乏的认知和理解，实际上起到持续传播误会与曲解的反作用。 第九章“穿得更加异域：二十世纪初爪哇的越界着装（SlippingintoSomethingMoreExotic:TransgressiveDressinEarlyTwentieth-centuryJava）”（第239-262页）审视了欧洲人与爪哇人通过着装的相遇。作者苏西·普罗茨基（SusieProtschky）分析了两个殖民时期爪哇出现的种族越界着装的案例。第一个案例展示了两个穿着爪哇服装的荷兰女孩的照片，第二个案例则是关于一位在欧洲公开场合穿着爪哇宫廷舞者（serimpi）服装的印欧女性的记述。然而，在这两个案例中，为了公众欣赏而穿着爪哇服装，具有非常不同的含义，并因此引起不同的殖民和后殖民反应。 第十章是弗雷德里克·杰·申克（FrederickJ.Schenker）的“爵士乐与大英帝国：亚洲爵士乐手的崛起（JazzandtheBritishEmpire:TheRiseoftheAsianJazzProfessional）”（第263- 279页），回顾了爵士乐在亚洲的传播以及菲律宾音乐家的重要角色。这一音乐流派被视为现代性和欧洲性的载体，它的传播导致了一个新的劳动类别的产生：职业爵士乐手。作者表明，这一新专业阶层的出现促进了东南亚的流动性，挑战了帝国劳动实践。 这本引人入胜的文集提供了关于殖民交流物质性的丰富证据，它包含了大量的图像、索引以及精选参考书目。对关注东南亚社会历史、跨文化交流和文化挪用、以及殖民和后殖民研究的学者和学生而言，本书值得一读。 （英文原文见Weber,N.(2021).[ReviewofCross-culturalExchangeandtheColonialImaginary:GlobalEncountersviaSoutheastAsia,byH.HazelHahn].JournaloftheMalaysianBranchoftheRoyalAsiaticSociety,Volume94,Part2,No.321,December2021,pp.210-212，本文为开放获取） 《东南亚研究期刊》（JournalofSoutheastAsianStudies）2022年发布了另一篇对《跨文化交流与殖民想象》一书的书评，作者高村和惠（KazueTakamura）为麦吉尔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InstitutefortheStudyofInternationalDevelopment）高级讲师，主要的研究方向是跨国移民、东南亚华人移民。书评全文编译如下： 在关于殖民主义的当代学术研究中，文化是理解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复杂权力动态的重要视角。学者们一方面记录下了殖民文化项目的深刻侵略性：它们暴力剥夺了原住民文化；另一方面，他们讨论了被殖民者坚韧、日常和混合的文化空间。文化混合性（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