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第一期《区域动态》东南亚地区

区域动态（东南亚） 【区域动态】皮尔保罗·乔萨（PierpaoloGiosa）的著作《马来西亚马六甲市的世界遗产和城市政治：风下的城市景观》（WorldHeritageandUrbanPoliticsinMelaka,Malaysia:ACityscapebelowtheWinds）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探讨了马来西亚马六甲市的世界遗产和城市政治。2008年马六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不仅带来了人们的赞誉和珍重，同时也为其建设决策者戴上了传承与重塑的枷锁。 编者按: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现代文明的建设一直是城市与国家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议题。乔萨在其著作《马来西亚马六甲市的世界遗产和城市政治：风下的城市景观》的前两章提供了关于马六甲的概念性描述，综述了马六甲和整个马来西亚现行遗产事务的政策，并探讨了这些政策随时间推移的演变；第三章聚焦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对遗产保护和发展的影响，并对马六甲获得全球性遗产城市地位的收录过程进行了批判性分析；第四章讨论了马六甲遗产政治影响住宅、商店和私人利益的问题；第五章聚焦于市区公共空间、政治体系和旅游业在遗产政治化过程中的作用，以马六甲市区商店为例，探讨了在旅游繁荣和迁移的背景下，改建夜市文化购物街过程中，当地人和管理者之间的纠葛与解脱；第六章将目光投向城市边缘，展示了马六甲历史核心区域的遗产收录如何影响了其遗产区域之外的景观；最后一章重申了本书的关键论点，即“祝福与诅咒”。 作者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强调从各相关方——可能包括居民、商店主、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来考虑和实施保护措施，以便更全面和贴近实际地解决问题。总体来说，“自下而上”的方法更注重地方多样性和社会参与，试图找到一种更人性化、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保护方式。 这本书为马来西亚遗产政治提供了丰富的案例，为后续的学者提供了深入思考的机会。现代化进程下，传统城市街区的建设与保留一直是当代都市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议题。正如书中Chetti村所代表的“祝福与诅咒”那样，建设者为了城市现代化和居民舒适度，或多或少都需要对传统街区进行改变和调整，同时也需要为了保留历史文化进行一定程度的建设 妥协。乔萨直言，在如今这个遗产意识觉醒和全球旅游业发达的时代，世界遗产城市的建设无法拥有童话般的结局。然而，人们始终在努力。 《新加坡热带地理杂志》（SingaporeJournalofTropicalGeography）2022年刊载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系（SoutheastAsianStudiesDepartmentfamilyatNUS）专家哈姆扎·穆扎尼（HamzahMuzaini）为皮尔保罗·乔萨的著作《马来西亚马六甲市的世界遗产和城市政治：风下的城市景观》所写的书评。原书作者系社会人类学家皮尔保罗·乔萨系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学研究所“文化遗产的全球政治经济学”研究小组前成员。书评全文编译如下： 尽管世界范围内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UNESCO’SWorldHeritage,WH）名录确立的过程、影响和政治的研究层出不穷，但对于个别世界遗产遗址的探讨相对较为薄弱，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因此，《马来西亚马六甲市的世界遗产和城市政治》一书可谓对该领域研究做出了急需的补充。具体而言，该书聚焦于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市（Melaka），凭借历 史悠久的港口城市的优势以及当代多元文化面貌的特性，该市与槟城的乔治市（GeorgetowninPenang）于2008年一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该书深入探讨了马六甲市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漫长过程及相关议题。这一研究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官员、遗产专家以及遗产爱好者的观点，也将那些与遗产名录制定过程没有直接关联、但日常生活却与世界遗产称号紧密相连的个人的立场考虑在内。 在简短的序言概述马六甲市以及该书主要研究目的之后，该书首章进行了广泛的概念澄清，主要涉及（全球）遗产和遗产政治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发挥作用的复杂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不同行为体。随后的第二章概述了与马六甲市和马来西亚有关的现行遗产事务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演变。第三章对马六甲市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城市名录的过程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这一过程为该市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奠定了基础。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聚焦于旅游业中产阶级化和人口迁移等主题下（译注：gentrification是指随着更多富裕居民和企业的涌入，改变一个社区的特征的过程，这是城市政治与规划中一个常见而又富有争议的话题。中产阶级化通常会增加社区的经济价值，但由此导致的人口迁移本身可能成为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马六甲市的城镇店屋发展状况（译注：shophouse，店屋，是常见于华南及东南亚地区的风土建筑，多为两至三层高，一楼作店铺使用，二三楼为民居），以及将马六甲市中心特定区域改造为文化购物街的影响。第六章着眼于城市边缘，关注一个在世界遗产名录之外被归为“遗产村庄”的遮迪遗产村（KampungChetti），展示了马六甲历史核心区域的遗产收录如何影响了其遗产区域之外的景观。最后一章重申了本书的关键论点，并回顾了马六甲市的经验，并将其与收录于《世界遗产名录》的其他亚洲城市（如老挝的琅勃拉邦和中国的西安）进行案例对比。 该书在相关研究中脱颖而出，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它采用长时段研究方法，涵盖了对世界遗产被确立的“幕后”流程的分析。如前所述，该书还使用了以行为体为中心的方法，不仅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民族国家和遗产专家的观点，还包括普通民众的观点。因此，正如作者所说，“在官方话语和文件之外，兼顾了未曾被听到的声音”（第39页）。第二，该书很好地将批判性的遗产研究和城市人类学相融合。毕竟，马六甲市不仅是一个历史名城，也是一个追求现代化的城市。这就产生了一种紧张关系，特别是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遗产名录与更多前瞻性的项目（比如马六甲门户项目）相遇时，尤为凸显。第三，该书认识到马六甲市的许多遗产参与者不能被简单地划分为国家行为体或非国家行为体。实际 上界限的划分往往是模糊的，因为遗产参与者扮演的多元角色不一定与这种简洁的二元结构吻合，由此进一步加剧了马六甲遗产管理的“模糊性”。 这本书还提醒我们，遗产传承过程的不和谐并不总是对抗性的。毕竟，遗产建设不仅发生在国家或全球层面，也发生在日常层面。这种“自下而上”的努力往往被忽视，因为它们很容易被忽视，即使它们对遗产保护，尤其是那些被国家忽视的遗产保护仍然很重要。话虽如此，作者还是注意到了这些努力可能会受到更高层次的遗产建设的影响。该书还反思了分区作为遗产管理工具的后果：“当然指定区域是世界遗产城市民族志的主要聚焦点，但它们的周围环境和更大的城市区域不应被忽视，因为世界遗产政治（可悲的是，不是世界遗产）深深地交织在更广泛的城市治理体系中”（第268页）。此外，该书还考察了遗产问题如何与其他城市政治议题紧密相连，例如马六甲市主题购物街的案例研究。同时，书中还分析了遗产如何与种族观念交织在一起。 批判性遗产文献在非表征性转向i之后，已经在遗产建设中更多地考虑了更具情感性的元素。我很高兴看到该书触及了与遗产管理更密切的领域，尤其是在探索当地对遗产概念界定时，遗产“和过去那些发自内心的东西一样重要，它超越了理性和情感”（第39页）。例如，第四章在提及马六甲的城镇/店屋时，探讨了这些建筑作为遗产和经济资产是如何与当地居民更为个性化和怀旧的叙事相关联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个性化的叙述往往没有被充分研究，也未被认为是全球或国家遗产认定过程和遗产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通过强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名录是“祝福与诅咒”，该书为遗产建设和遗产政治领域日渐增多的研究提供了一份有价值的补充。当然，这本书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例如可以包括更多的非当地居民对马六甲市的看法，或者结合更多关于非殖民遗产的文献，尤其是将现代遗产观念（如殖民主义期间引入的）与传统保存和理解方式进行比较时。尽管如此，该书已经就东南亚城市的全球遗产建设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考，并为其他研究者解答后续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基础。 （英文原文见HamzahMuzaini.2022.WorldHeritageandUrbanPoliticsinMelaka,Malaysia:ACityscapebelowtheWinds(Bookreview).SingaporeJournalofTropicalGeography43(2):217-218. https://doi.org/10.1111/sjtg.1243.编译转载已获授权） 《皇家亚洲协会马来西亚分会杂志》（JournaloftheMalaysianBranchoftheRoyalAsiaticSociety）2022年刊载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College）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邓尔麟 （JerryDennerline）为《马来西亚马六甲市的世界遗产和城市政治》一书所写的书评。全文编译如下： 皮尔保罗·德·乔萨的研究是一部遗产政治领域的民族志。因此，广义而言，该书应该吸引两类读者：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读者将发现对世界上其他案例研究有价值的比较参考；关注马来西亚政治文化叙事的读者将会发现该书对历史的深刻描述和分析，以及在马来西亚最古老且充满活力的城市背景下，遗产政治、旅游和族群话语的复杂交织关系。作者采用了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通过访问受影响或积极参与相关事件的各类人士，来深入探索问题。他将出色的文件筛选和分析技巧与非凡的才能和敏感性相结合，最终为民族志学以及马六甲不断演变的历史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章介绍当地环境、城市遗产政治的土壤和田野调查的性质之后，该书以五个章节展开论述，重点关注所讨论问题的政治动态——马来西亚的遗产事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对遗产保护和发展的影响；对住宅、店屋和“自下而上”私人利益的影响；遗产政治化中的公共空间、政治与旅游；以及对宪报上公布的世界遗产门槛之外的“遗产村”（kanpungwarisan） ——遮迪遗产村（KanpungChetti）的微观研究。在最后一章“祝福与诅咒的尾声”中，作者对未来城市的遗产政治进行了深思。该研究从对话入手，继而深入分析时空背景，最后上升到与其他世界遗产政治研究的比较分析层次。在新的本地时空环境下，通过相关实例再次回到“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以便让对政治文化或文化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更容易理解这项研究。 当提到“威权民主”或“半民主”的概念时，马来西亚的学生、学者和知识分子往往立即明了其中的含义。虽然世界遗产政治领域的读者可能需要进一步了解马来西亚的特殊性和结构性问题，但当马来西亚读者看到巴达维（Badawi）和纳吉布（Najib）、林冠英（LimGuanEng）和阿里·鲁斯塔姆（AliRustam）这些名字时，会立即明白政治动态的时空特质。对于马六甲本地的读者而言，颜天禄（GanTianLoo）和沈同钦（SimTongHim）这样的名字可能很熟悉，但对其他读者而言可能并非如此。最后，正是因为对马六甲遗产政治感兴趣或参与其中的人（无论是本地、外地还是外国人）都会对当地遗产“专家”、官僚和报道人“狂热者”很熟悉，他们的名字才被有意地用化名代替。这种姓名模糊的做法很好地反映了马来西亚“半民主”的复杂局面。 该书介绍了若干重大时刻，包括1976年《文物法》的实施、取消对受保护排屋的租金管制和随后的中产阶级化、2006年新的《国家遗产法案》、马来西亚巴丹瓦里桑的扩张（译注：BadanWarisanMalaysia，马来西亚遗产信托基金会，致力于马来西亚建筑遗产保护的非政府组织）、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槟城和马六甲列入世界遗产，以及随着旅游业日益繁荣，遗产政治化的发展。在此时间背景下，作者探讨了发展与保护、建筑遗产与活态传承（译注：活态传承，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成发展的环境当中进行保护和传承，在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过程中进行传承与发展的传承方式）、遗产专家与当地遗产爱好者的观点、“门面”与私人财产的内部设计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