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身青年”到“单身社会”的态势演进及衍生风险

态势演进及衍生风险 □ 选题策划、主持编辑 / 王珑玲 ■中国单身青年的规模、特征及其演进态势 ■理解“单身社会”：演变轨迹、生成逻辑与应对策略 ■解放的烦恼：单身女性的生成机制与风险挑战 ■国内外单身制度比较：法律实践与道德困境 中国单身青年的规模、特征 及其演进态势 □ 李婷郑叶昕 摘要：我国单身青年人口规模逆趋势上升，对该人群特质的探讨不仅是把握当前人口形势的必然要求，也是进一步理解未来单身社会演进的前提与基础。本文综合历次人口普查数据与大型调查数据，从人口特征、社会经济生活与家庭私人生活三大维度刻画当前20～49岁单身青年的特征与演进态势，并重点关注35～49岁晚婚与不婚的青年实践者。本文认为，尽管我国青年的个体化趋势增强，但离国际社会所展现的“单身社会”仍有一定距离。单身青年内部存在极大的异质性，形成“被动单身”与“主动选择”的分化，经济弱势、舆论失语的青年与积极构建自我价值和亲密关系的青年并存，同时有更多个体游离于这两类情境之间。考虑到我国个体化进程背后动因的复杂性，应警惕过分原子化下青年人内部的相互孤立，同时为受困于多元交叉压力的青年人提供支持与帮助，以避免社会阶层固化等潜在社会不公平后果。 关键词：单身青年；单身社会；人口特征；演进态势 速度更快。日本2020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4岁，45～49岁未婚率为17.0%，在20年间分别增长了2.4岁和10.73%［3］。韩国2020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达到30.8岁，45～49岁女性的未婚率则从2000年的1.74%上升到2020年的9.8%［4］。 一、引言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男女两性的初婚年龄达到29.38岁和27.95岁，创历史新高。同时，20～49岁未婚人口规模达1.34亿人，同年龄组中一人户的数量也迅速扩增，达到5897万户，社会个体化趋势明显。这一情况并非我国独有。在世界范围内，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在更长的生命周期中保持单身的生活状况，且这一进程在西方国家发展得更早。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与北欧就开始出现单身比例上升或未婚同居现象增多的情况，并逐渐扩展到西欧、南欧以及亚洲［1］。以瑞典为例，2020年男女两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提升至37.5岁和34.8岁，20～49岁的一人户占比为50.15%，而45～49岁女性的未婚率达到28.78%［2］。相较而言，与我国文化相近的日本和韩国虽然进程稍晚，但发展 “单身社会”被西方学者用以描述“单身人口在大城市里越来越多并逐渐赶超核心家庭数量”的现象［5］，其崛起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青年生命历程的去制度化与去标准化。大量研究从婚姻观念变迁、经济动荡与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性、公私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多个路径对此提供了解释［6］。第二，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崛起，以及都市生活支持体系的形成，使得单身生活更为人所接受且更具吸引力［7］。已有单身社会的研究主要基于西方社会，对于我国是否也在步入类似的单身社会是值得探索的议题。相比西方，家庭制度在东亚地区历来在阐明一般社会关系和生活安排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单身 青年规模的大幅增长已经引发了社会对其未来生活的关注，并激起了对更宏观的家庭婚姻制度的讨论。厘清我国单身青年的特征与演进态势，对于把握单身社会的意涵至关重要，也是理解未来我国社会演化进程的重要基础。 青年呈现出如下4方面的人口特征与变化趋势。 1.单身青年总体规模逆势增长，女性35～49岁组增幅最大 根据人口普查长表数据的估算，2020年20～49岁单身青年规模持续扩张，在同年龄组青年总体规模下降6.31%的情况下逆趋势上涨，达到1.34亿人。如果说青年总体规模的下降是出生率降低所导致的，那么单身青年总体在规模和趋势上的增长则是初婚推迟以及结婚率持续下降的结果。如表1所示，35～49岁组单身青年规模增长明显，男性相较2010年上涨30.80%，女性上涨122.42%，总规模达到1370.47万人。然而，尽管35～49岁组女性涨幅最大，但人口比重依然较低，仅为同龄男性的35.98%。 本文聚焦于我国单身青年的状况，借助历次人口普查及大型社会调查数据，从人口特征、社会经济生活与家庭私人生活三大维度刻画当前单身青年的特征与演进态势。由于青年的单身状况与其婚育进度有关，考虑到我国女性的法定结婚年龄最低为20岁，同时15～19岁早婚群体的规模不断下降，本文将关注的起点设置为20岁；而50岁是一般讨论女性生育的年龄上限，且日本等国均将50岁未婚率作为终身未婚率的参照指标。为此，本文借鉴既有研究，以20～49岁的青年人群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关注35～49岁尚未婚配的单身青年群体。这一群体已经成为晚婚乃至不婚的实践者，为理解我国社会个体化的发展进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使用生命表技术计算20岁青年在20～49岁区间的单身预期寿命（青年在该年龄区间处于单身状态的平均年数），并比较1990—2020年期间的变化趋势，可以定量地刻画出青年单身时长随时期增长的路径。结果发现，男女两性的单身预期寿命在2020年分别达到了9.18岁和6.55岁，较30年前提高了4.25岁和4.27岁，且近10年增加的幅度更大，总体增幅达到31.97%。不同时期各年龄段的单身比例中，在20～30岁这一传统的高峰结婚年龄段，单身青年的比重不断上升。2020年则进一步提高，20～30岁年龄段的单身人口占比较10年前增长了5.67%，同时保持20～49岁各单岁组不同幅度的增长。这表明，随着我国初婚进程的不断推迟，单身现象在青年的各年龄段中逐渐普遍。上述现象的背后是青年向成年期过渡模式的变迁。 二、单身青年的人口特征与变化趋势 在传统的东亚文化中，单身常常被污名化，并与孤独空虚、偏离社会规范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但随着社会发展，儒家文化下沉重的家族期许和婚姻规范与青年的社会经济现实产生了张力，单身成为越来越多青年平衡自我需求的选择，其性质也在发生快速的变化［8］。经由对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梳理，总体而言，我国单身 入大众化时代，青年总体的教育水平快速提高。但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第三次人口普查起，单身青年的受教育程度依然长期优于青年总体，且教育结构 2.单身青年人力资本与城镇化水平持续升级，但极化程度加深 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中国高等教育迅速迈 模式的分野。就女性而言，无论是在20～49岁年龄组，还是在35～49岁年龄组，单身女性的城镇化率始终高于同龄青年总体。其中，35～49岁单身女性的城镇化率更是高达83.17%，远高于同龄青年女性总体的67.98%。但35～49岁同年龄段的单身青年男性仅58.49%居住在城镇，低于青年男性总体的67.12%。上述结果反映了影响婚姻进度的宏观社会经济环境与文化因素在作用机制上的性别差异，这一差异在35～49岁组体现得更为明显。 升级幅度也领先于青年总体。截至2020年，单身群体中超半数者（51.96%）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高于同期青年群体的30.56%。就最高学历而言，单身青年内部研究生及以上教育水平者的占比较10年前增长了1.98%，同样高于同期青年群体的增量（1.15%）。 既有文献指出了单身青年内部较强的异质性，以及所反映出来的教育分布上的差异：受教育程度较高者的晚婚乃至不婚，与其更少被父系社会家庭主义文化的约束有关；而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则更可能面对结构性的困境，如不稳定就业、贫困等，从而处于婚姻市场的劣势地位无法进入婚姻［9］。七普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上述情境的存在。以35～49岁有晚婚与不婚倾向的单身青年为例，可以发现他们占同龄青年人口的比重在小学及以下学历的男性群体与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女性群体中达到峰值，并且较10年前均有所增长。这表明，推动我国单身青年占比增长的动因不完全是西方文献所指出的个体化进程，在相对保守的文化转型之下，婚姻市场中的弱者同样面临被挤出的风险。 3.单身青年内部存在“被动单身”与“主动选择”的双重情境 为进一步观察与确认单身青年内部的分化情况，本文计算了单身青年分年龄、城乡及教育结构的性别比，以体现不同时期、不同类别的单身青年所面临的婚姻挤压强度差异（如表2所示）。可以发现，“被动单身”与“主动选择”两大情境确实存在于当前的婚姻领域。首先，就“被动单身”而言，婚姻挤压的严重性与受教育程度呈反比。最严重的婚姻挤压发生在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单身群体中，且相较2010年整体有所恶化。就20～49岁的单身青年而言，城乡性别比分别从2010年的242.8与288.3上升到了2020年的297.0与474.5，性别失衡情况加剧。与此同时，高中及以下学历单身青年婚配竞争提前，20～34岁的性别比较10年前进一步提升。相较于城镇青年，婚姻挤压在农村的形势更为严峻。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现代化的不断深入，城镇化率保持着高速增长。青年人口相较于全年龄段人口的城镇化率更高，彰显出青年与城市之间关系的紧密性［10］。在20～49岁青年群体内部，单身青年的城镇化率则更高，但是在35～49岁年龄段中出现了性别 上的差异。可以发现，在城镇35～49岁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农村20～34岁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群体中，均出现了单身青年性别比低于青年总体性别比的情况，表明排除了两性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后，单身青年女性的 与之相对，20～49岁本科及以上学历者，性别比则首次出现“女多男少”的情况。为了排除近年来女性受高等教育规模超过男性的因素干扰，本文使用七普数据，进一步比对单身青年与青年总体在性别比 程的转变。 比重依然高于青年总体。其中，35～49岁城镇研究生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性别比最低（81.7）。“女多男少”的性别比体现出另一种形态的婚姻市场失衡。不可否认的是，从梯度婚姻的视角上高教育女性似乎受到更强的婚姻挤压，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全然是被动接受单身。 三、单身青年的社会经济生活与变化趋势 需要理解，单身青年的人口特征可能是社会文化规训的结果，也可能是反向构建社会文化的起点。随着单身现象在青年中的扩散，单身青年独具一格的生活态度与行为方式，也促进着社会文化由传统转变至现代，由单一迭代至多元。为此，有必要基于前述人口特征，从公私领域做进一步探究，把握不断变化的单身青年在当下的群体特征。就其社会与经济生活层面，本文将重点关注单身青年的工作与财富状况，并综合探讨其在未来信心、主观收入与地位认知上的表现。 婚姻匹配中传统与现代杂糅的特征被用以解释两性在单身状态上的差异。一方面，传统的婚配模式，即“男高女低”的向上婚，使得缺乏社会经济资源的男性在婚姻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无法完婚的他们被视为“经济失败”，其家庭也会承担连带的社会压力［11］。而在这一传统婚配模式下，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女性也会面临择偶圈层受限的困境。另一方面，随着青年人对于婚姻价值的认知改变，自我发展被给予了更多关注［12］。面对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与公私领域性别平等进程的滞后，女性在择偶、婚后“一揽子事”与职业发展中难以实现平衡［13］。不断推迟的婚姻是其在面对难以改变的系统性风险下所做出的个体性适应。 1.经济状况对于婚姻的筛选作用有所弱化 就业与经济赋权是青年人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作为现代人生活的背景板，工作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体的经济独立性，更是从身份认同、社会关系、时间安排等多个方面塑造了个体生活［17］。为了探索单身青年在工作领域的长期变化，本文选择了具有连贯调查属性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1—2021年数据，从就业情况与工作质量的不同维度，共同探讨单身青年区别于青年总体的特征，以及单身青年内部的异质性。 4.单身青年地区分布的两极分化 从区域比较的视角认识单身青年的基本情况与内部异质性，能够进一步深化对当前单身本质的理解。已有研究关注到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收入不平等程度、教育竞争压力、婚姻挤压程度和婚育文化观念等差异对我国青年婚育行为的影响［14］［15］。单身青年在空间上的分布也与这些因素息息相关。七普数据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