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第二期《区域动态》东南亚地区

区域动态（东南亚） 越南：从古至今 编者按：从2013年到2017年，英语学界先后出版了三本关于越南的通史类专著，其中耶鲁大学教授本·基尔南（BenKiernan）于2017年出版的《越南：从古至今》（Vietnam:AHistoryfromEarliestTimestothePresent）是最新的一本，同时可能也是引发最多争议的一本。本书作者本·基尔南长期关注柬埔寨史和种族灭绝，撰写一部越南通史对他而言似乎带有“跨界”的意味。针对这本书的批判也多集中在作者的语言能力和对最新研究成果的把握方面。与此同时，这本书所引发的讨论触及了英语世界越南研究的一些新观点及区域国别研究的一些核心议题。《越南研究杂志》（JournalofVietnameseStudies）刊发了一系列关于该书的书评，我们从中选译了两篇，供大家参考。除了下文提及的两篇，利亚姆·凯利（LiamKelley）、杰拉德·萨斯格斯（GerardSasges）等多位越南研究学者也曾撰写过多篇针对此书的尖锐评论，本·基尔南本人也做出过回应，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查阅。 《越南研究杂志》（TheJournalofVietnameseStudies）于2019年刊载了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亚洲研究讲师龚雅华（CatherineChurchman）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与亚洲研究副教授白凯琳（KathleneBaldanza）为本·基尔南（BenKiernan）的新著《越南：从古至今》（Vietnam:AHistoryfromEarliestTimestothePresent）所写的书评。原书作者本·基尔南系耶鲁大学历史学、国际和地区研究教授。龚雅华的书评编译如下： 在过去五年出版的系列单卷本越南史中，本·基尔南所著《越南：从古至今》是继基斯·泰勒（KeithTaylor）的《越南人的历史》（AHistoryoftheVietnamese）（剑桥 大学出版社，2013年）和克里斯多佛‧高夏（ChristopherGoscha）的《新越南史》（Vietnam:ANewHistory）（BasicBooks，2016年）之后的又一新作。与泰勒和高夏不同的是，基 尔南对十世纪以前的越南历史给予了更多关注，他用三章来探讨这一时期，约占全文的四分之一。三十年来，用英文出版关于十世纪以前越南北部历史的学术著作大多是文章或章节，侧重于特定的主题或较短的时段，而本书中的三章是自泰勒1983年出版其处女作《越南的诞生》（TheBirthofVietnam）（加州大学出版社）以来，用英文出版的篇幅较长且全面概述该主题的著作之一。因此，或许早该重新思考“前大越时代”（pre-ĐạiViệtera），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和解经学等方面产生的各种学术成果。 近年来，西方关于早期越南的学术研究开始质疑原生论（primordialist）的历史叙事。原生论认为越族人是一个自古就存在的民族，即使在中国长达千年的统治下也保持了自己的独特性和连续性。越南新生代的历史学家似乎也在朝着类似方向发展。基尔南在导言中看起来也持这种观点，他指出，“一部精准的历史需要避免追溯现代地理概念中的领土政体，避免将其应用于史前、古典甚至中世纪时代”（原书第4页），他还警告不要以目的论的方式叙述越南的民族性进程。然而，他却将本书的主体“越南”描述为“一个地方，一系列已成为共同领土的家园”（aplace,aseriesofhomelandsthathavebecomeasharedterritory）（原书第5页），并强调这一领土内语言和文化的连续性，我们不禁感到，通过将有朝一日会构成越南国家领土的不同省份和政体集合在一起，他难以超越当前的国家边界。从整本书的展开看来，某一特定的现代边界（中-越边界）存在感极强。虽然过去十年的学术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珠江三角洲和红河平原之间的相似之处，以及在中国控制下的低地和自治的高地社会之间的区别，但很明显，这并没有对基尔南如何看待越南历史产生多大影响，他仍认为越南的过去是本土越族人对抗中国的进攻。在这本面向普通读者的书中， 基尔南坚持采用这种在过去屡试不爽的越南历史叙事方式，这或许尚可接受，可他对这种早先的、有时甚至是过时的学术研究进行重新加工，给故事增添了更多的混乱，使叙述充满更多不准确之处。 基尔南难以阅读中文古籍的主要资料和越南语的二手资料，这对任何试图从事前现代越南研究的历史学家来说都是个大问题，因此他必须从英文和法文的译文和二手资料中构建论据。虽然收集了不少，但对这些资料的错误选用导致他将其他作者的错漏带入自己的作品中。其中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对骆越（LạcViệt）生活的描述。基尔南在第73页引用阮登俶（NguyenDangThuc）在《越南人的起源》（TheOriginsoftheVietnamesePeople）（1971年）中声称引自《后汉书》的一段话，该段号称是对公元前几个世纪雒越人生活环境和文化的详细描绘，其中提到嚼槟榔、畲田耕作、吃蟒蛇、牙齿坏死、使用骨箭等习俗。但事实证明，这一段不过是阮登述的杜撰，并没有出现在《后汉书》中，而是由散见于其他各种书籍（如张华的《博物志》（公元前290年）中的句子拼凑而成，其中没有一句将这些习俗与被称为雒越的民族联系起来。另一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古代越南文化与水的联系，基尔南不加批判地重复黄生通（HuỳnhSanhThông）的错误说法（原书第24页），即表示水的“nước”（孟高棉语）和表示女人的“nước”（中越语）在词源上有相关性；在第51-52页中，他又说“nước”本身来源于越南语中表示女人的词nàng，但实际上这是越南语从泰语或汉语借用的。如果能咨询一下母语人士或语言学家，或者至少查阅一下字典，他就不会在最终作品中出现这种错误。基尔南自己的原创性学术研究也暴露出类似问题：在论述史前晚期红河平原的民族和文化构成时，他把相隔数百年的各种资料混在一起，包括对远在今浙江和湖南地区的描述（原书第72页引用司马迁的话），以期这些描述能说明红河平原人的一些情况。他还沉溺于猜测一些想象中的习俗，认为红河平原独特的越族传统“可能包括以女性性行为为重点的年度生育仪式”（原书第75页）。 对于那些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来说，一些细微的不准确之处更难察觉。例如，他使用诸如雒越和越这样的名称来指代历史上没有使用过这些用词的地方和时代，认为雒越人说的是一种原始越南语和南亚语系的语言，他们是今越南北半部的土著居民。尽管这种信仰仍然是越南民族史的主要内容，但关于雒越身份的看法却远非一致，甚至基尔南自己也提到这一点（原书第42页）。可即使意识到这一点，他还是不合时宜地按照自己的想象使用这个词， 多次暗示该词仅指居住在红河和马江地区的民族（原书第67-75页），称交趾、九真、日南为“三个雒郡”（threeLạccommanderies），而不是后来成为中国南方的其他地区（原书 第83页），从而巧妙地将未来成为越南领土地区的人民赋予了一种有别于中华人民的统一性。他还将雒越族身份赋予在不存在这一身份的地方，并将公元三世纪的九真战士赵妪（LadyTriệu）称为“最后一位雒越统治者”，说当时的中国典籍中没有一篇提到她（但肯定是有的）。上述用法歪曲了汉文典籍中“雒越”一词的实际用法，在汉文典籍中，“雒越”指的是现在中越边境两侧的民族，不仅包括红河平原，还包括今广西大片地区，只有极少数指的是生活在九真以南的民族。同样，基尔南也经常使用Yue/Việt（越）这样的术语来称呼那些不太可能如此自称的人，而且他似乎没有关注钱德樑（EricaBrindley）最新研究（编注：指钱德樑2015年出版的专著AncientChinaandtheYue）中对该名词作为民族标志和政治术语所进行的细致讨论，也没注意到关于越南口语中较晚才使用Việt一词的观点，而更愿意使用鄂卢梭（LéonardAurousseau）1923年关于越南人起源基本过时的看法。 基尔南对不同地理术语的混淆也会造成错误。在第72页，他指出“交州”（一个大型行政单位，包括今天的广东、广西和越南的北半部）和“交趾郡”（一个隶属于州的较小单位，其长官管辖红河平原）之间的区别，但随后又经常不加限定地使用“交趾”一词，从而混淆了这两个单位。更令人困惑的是，即使有所限定，基尔南并没有试图规范州（省）和郡 （道）等行政单位的翻译，索引中还同时提到（不存在的）“交趾省”和“交省”，进一步混淆了问题。“交趾动乱”一节（原书第87-91页）最为严重，因为该节又增加了一个术语“县”。当基尔南引用后汉时期“唯交州平静，有异人来居”时，他忽略了这实际上指的是一个更大的地区（交州），包括公元三世纪中叶以前的今广东和广西，而不仅仅是红河平原上的郡。同样，当他说士燮是交趾的第六代人时，基尔南忽略了一个事实，士燮是苍梧（今广西梧州）人，的确是广义上的交州人，但并非交趾郡人，因此他与红河平原社会的联系不如后来的越南历史传统让我们相信的那么紧密。在另一处（原书第120页），他提到“东京总督”（GovernorofTonkin）这个一千年后才出现的地理术语。在讨论河内和广州之间土地情况的章节（原书第104-106页）中，“越省”一词纯属杜撰。尽管在公元前474-523年期间曾存在过一个以合浦为中心短命且微小的越州，但在讨论的时间段内，它已经被改名并被分割，而且可能不包括本节主要讨论的冼夫人或冯氏家族的故乡。基尔南这样描写越州的建立：“五世纪后期，朝廷将交趾从华南分离，在那里建立新省，是为越”（原书第100页），这也是一种错误表述。越州是从交州分出合浦郡并提升其地位而形成的新行政单位，并非“交趾从华南分离”。 基尔南的其他错误表述则可归咎于他误解了中文书面语的特点和规律以及同一个字在中文和越南语中有不同发音。例如，他说：“‘NamViệt’这个古字最早出现于公元前207年（中文为南越），其越南语书面版本则是公元前973年”（原书第3页），而Lạc最早是“以其中文‘雒’的形式”（原书第42页）被记录下来的。此外，他经常无法区分中国 人的姓氏和人名，在第80-82页中，他将汉族将军马援称为“援”，并在索引中将马援和士燮的姓氏分别记为“援”和“燮”。这些还不是姓名方面的唯一问题；对于一个刚接触越南历史的人来说，汉语姓名没有一个规范的罗马化拼写系统让人头疼。基尔南在拿不准的地方，选择让引文中的人名保持原样，然而这样就导致有些人名用威妥玛拼音（Wade-Giles），有些用汉语拼音，有些用汉越音译，还有一些奇特用法混合了不同系统，一言难尽，如“TsaiXi”“Bakviet”以及”YangxiRiver.”。“Yue”“Việt”and“Yüeh”"三种拼法交替使用，混乱不堪。对追索参考文献感兴趣的学者来说，尾注同样一团乱麻：对中国原始资料的引用都是转引，且同一本书（以及该书不同版本）的作者姓名和参考文献拼写均各不相同。 上述例子只是本书前三章中众多事实错误、曲解和问题中的一小部分，之所以列出来是为了让出版社引以为戒。或许用书评的形式来关注小错误，而不是讨论大主题有些迂腐，但基尔南对这段历史的诸多观点都建立在这些小错误和失实陈述的基础之上。尽管原书没有提及，但从以上两段提供的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别于中国人、长期稳定的雒越社群图景是如何被构建出来的，这一社群居住在一个基本相当于越南北部、有别于“中国”，名为“交趾”的领土上。 总之，我建议在对待基尔南的这本书时要格外谨慎。他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关于十世纪以前越南历史的新内容，反而因为不当选择二手资料，延续和强化了一些需要修正的观点并得出自己的错误结论。 （英文原文见：Churchman,C.(2019).ReviewofViệtNam:AHistoryfromEarliestTimestothePresent,byB.KIERNAN.JournalofVietnameseStudies,14(1),97–103.https://w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