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经湾技术经渚研究：制度距离对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绩效的影响

制度距离对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绩效的影响 王碧珺高恺琳* 摘要：中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其海外资产的安全和收益由于涉及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果、企业国际化发展成败而日趋重要。从具有独特性制度环境下“走出去”的中国跨国企业，其海外子公司绩效如何受到具有差异性的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影响？本文基于微观层面数据，研究了东道国与母国的制度距离对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制度距离对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绩效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由于国有企业身份的特定优势、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经营的相对优势以及文化相似性的弥补作用，该负面影响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位于发达国家、文化距离较远东道国的海外子公司中。渠道分析表明，随着制度距离扩大，海外子公司对高质量雇员的需求增强从而增加了其平均雇员成本，并面临上升的东道国民众负面认知。同时，丰富的母公司海外投资经验、先行者行业经验以及良好的双边外交关系有助于缓释制度距离的负面影响。本文将制度因素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从“走出去”的投资决策阶段，拓展到“走下去”的投资绩效评估阶段，为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和企业参考。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海外子公司绩效制度距离外交关系 中图分类号：F27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894（2023）08-0111-20 DOI:10.13653/j.cnki.jqte.20230630.001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对外直接投资居世界前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政治稳定、民生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吕炜和李晓伟，2021；王碧珺等，2020），同时也推动了母国和母公司的技术进步、出口和产能利用率提升、制造业绿色发展以及就业技能结构优化，并对融资约束产生显著影响（谷军健和赵玉林，2020；李杨和车丽波，2021；刘峻峰和李巍，2022；杨振兵和严兵，2020）。然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本身的投资回报如何？其海外子公司绩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这是涉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持续性和跨国企业国际化战略成败的关键问题，但由于中国企 *王碧珺，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电子邮箱：wangbijun@cass.org.cn；高恺琳（通讯作者），讲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电子邮箱：kailingao@uibe.edu.cn。本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07315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2103042）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业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至今仅十余年时间（Wang和Gao，2019），又受到数据限制，相关研究较为有限，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社会网络（SocialNetwork）视角。社会网络的嵌入有助于提升组织合法性，进而提高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绩效（黄中伟和游锡火，2010；林花等，2019）。二是，组织学习（OrganizationalLearning）视角。国内与外国公司合作所形成的国内学习以及东道国市场学习，对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绩效有积极贡献（Liu等，2016a）。跨国企业内部子公司网络呈现出的文化多样性通过动态能力机制，提升了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经营绩效（熊名宁和汪涛，2020）。三是，资源依赖（ResourceDependence）视角。东道国行业风险降低了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投入本地化和营销本地化水平，从而对其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Liu等，2016b）。国内母公司增加外派人员降低了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自主权水平，从而对其绩效产生负面影响（Tao等，2018）。以上大部分研究是基于问卷调查数据或案例研究，用国内被调查人员对海外子公司绩效满意度的自我评估来度量企业绩效，可能存在主观性、随意性等问题（王碧珺和衷子雅，2021）。另一个问题则是，缺乏从制度视角进行的相关研究。制度视角为跨国企业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与国内扩张相比，企业国际扩张面临更高的环境和组织复杂性，主要原因是需要弥合现有运营地点与新的当地环境之间的制度差异。中国的跨国企业面临更大的制度障碍，因为一些国家怀疑它们追求政治而非商业目标（Quer等，2012）。 关于制度距离如何影响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行为，现有文献聚焦两个领域。一是，制度距离如何影响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决策。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样本为基础的实证研究表明，制度距离对国际直接投资决策有负面影响，支持“制度接近论”（Cezar和Escobar，2015）。“制度接近论”对于中国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是否适用尚未得到一致结论。一些研究发现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存在正向影响（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但另一些研究则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制度距离接近性偏好（刘玉等，2023），或者存在“倒U”型关系（王琳等，2022）。二是，制度距离如何影响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绩效。在海外子公司生存率方面，研究发现，制度距离对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存活率有显著负面影响（衣长军等，2019）。制度距离还使得合资企业面临更高的失败率（潘镇等，2008）。在海外子公司财务绩效方面，制度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绩效有负面影响，通过减少母公司股权比重有助于缓解这一影响（Shirodkar和Konara，2017）。当子公司在比母公司制度环境更差的地方经营时，制度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负向影响更小（Konara和Shirodkar，2018）。整体而言，中国有关制度距离如何影响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行为的研究主要关注制度距离对投资决策或存活率的影响，缺乏对投资收益的深入分析。国际上关于制度距离如何影响企业海外子公司绩效的研究，则未考虑母国特征可能的影响，缺乏中国企业的视角和制度背景，也未明确制度距离的影响渠道和缓解因素，同时在计量上存在不足。 本文运用制度理论，利用2006~2017年企业层面微观数据，分析了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对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这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了制度因素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研究，也为中国跨国企业提高海外子公司绩效提供了实践启示。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研究视角上，现有文献主要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和母公司的影响方面分析投资绩效问题，本文则直接从海外子公司视角出发，切入跨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核心主体分析其绩效表现及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绩效问题的研究框架。第二，在研究内容上，现有文献侧重分析制度距离对海外投资决策的影响，本文首次系统分析了制度距离对海外投资回报的影响，将制度因素影响的研究从“走出去”的投资决策阶段，拓展到“走下去”的投资绩效评估阶段，而后者关乎企业能否真正在海外扎根。第三，本文还从多个角度（东道国经济发达 程度、双边文化差异性、企业所有权性质）揭示了制度距离影响的适用边界，从多个层面（母公司海外投资经验、先行者行业经验、双边外交关系）揭示了制度距离的缓释因素，从而为提高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绩效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路径以供企业和政策参考。第四，通过探索雇员成本和民众负面认知的影响渠道，本文试图揭开宏观制度层面因素对微观企业绩效影响途径的面纱，拓展了制度理论的解释范围、人力资源理论和舆论学的应用场景。此外，本文在数据处理方面也有一定优势，通过对制度距离指标进行正交化处理，解决了部分指标高度相关的问题。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一）制度距离与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绩效 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面临的制度环境具有双元特征（InstitutionalDuality），即跨国企业内部和所在东道国的制度环境。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与内外制度环境的一致性密切相关 （Kostova等，2008）。本文认为东道国和母国之间制度距离扩大会降低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绩效，详细原因如下所述。 1.东道国和母国之间制度距离扩大会增加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所面临的“外来者负担“”来源国负担”和“优势负担”，从而降低其绩效“。外来者负担”（LiabilityofForeignness）是海外子公司相对于东道国本土企业所面临的所有额外成本（Zaheer，1995）。来自发达国家的企业通过其“来源国优势”可以缓解部分“外来者负担”，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则不仅面临“外来者负担”，还需应对“来源国负担”（LiabilityofOrigin）和“优势负担”（LiabilityofAdvantage）（魏江等，2016）。东道国和母国之间制度距离的扩大，增加了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在当地环境中认知和适应的成本，使得其更容易受到东道国民族主义情绪的质疑和排斥，并被视作外来“威胁”，从而面临更大的额外成本和绩效下降。 2.东道国和母国之间制度距离扩大会增加海外子公司吸收和转移母公司知识的难度，从而降低其绩效。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最可能源自其知识基础（Dierickx和Cool，1989）。跨国公司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其内部转移和利用知识比通过外部市场机制更为有效。新兴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全球创新中心转变的主导力量（Zhao等，2022）。然而，母公司知识的形成具有环境特定性，例如，跨国企业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营销、管理、联系顾客以及与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存在差异性 （Jeenanunta等，2013）。制度距离的扩大会使得海外子公司有效接收和利用母公司知识变得困难，降低企业内部整合度，增加知识在母子公司间转移的损耗（邓明，2012）。因此，在东道国特性的基础上进行知识传播和应用方式的调整是必要的，但相应的成本是减少母公司竞争优势的规模和范围经济性，降低海外子公司的经营绩效（潘镇等，2008）。同时，制度距离的扩大，还会降低母子公司之间先验知识的相关性、价值观和规范的相似性，不利于信息共享和知识转移与吸收，从而降低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绩效。 3.东道国和母国之间制度距离扩大会增加海外子公司获取内部和外部合法性的难度，从而降低其绩效。企业需要合法性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从内部角度看，海外子公司面临来自母公司的压力，需要满足组织内合法性需求（Kostova和Roth，2002）；从外部角度看，海外子公司通过遵守东道国规则来获得外部合法性和接受度（Heugens和Lander，2009）。制度距离越大，海外子公司获得内部和外部合法性的需求越容易导致矛盾的结果（Xu和Shenkar，2002）。一方面，母公司的组织实践具有环境特定性（Meyer和Rowan，1977），在与母国制度距离较大的东道国中的不适用性愈发明显，这可能导致海外子公司迫于获得内部合法性的压力而象征性地施行母公司的实践 （Kostova和Roth，2002），增加调整成本并对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制度距离的扩大还会制 约海外子公司根据当地需求调整生产和经营模式的能力，需要花费更多成本去进行信息收集和分析，建立良好关系以避免歧视性对待（潘镇等，2008）。制度距离的扩大还使得东道国利益相关方对外国子公司缺乏了解，容易根据刻板印象降低认可度和接受度（蔡灵莎等，2015；杨亚平和杨姣，2020）。基于此，本文提出： H1：东道国和母国之间制度距离扩大，会降低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绩效。 （二）调节因素 1.母公司海外投资经验。跨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逐渐积累了关于不同东道国市场的经验知识（Johanson和Vahlne，1977）。中国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历程并不悠久，从跨国经营中积累的经验性知识是相对稀缺的资源，是企业所有权优势（Firm-specificAdvantages）的重要来源。这些经验包括适应其他国家的制度安排和商务习惯，降低制度距离导致的交易成本，并更好地利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郑莹等，2015）。母公司的海外投资经验可以降低后续投资的不确定性，提供经营与公共关系解决方案，帮助海外子公司更有效地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