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第一期《区域动态》东南亚地区

印尼女工的无畏直言 编者按： 本期《东南亚区域动态》介绍两本聚焦印度尼西亚女性劳工的著作。第一部 《随时待命：印尼女佣笔下的海外生活》（AtaMoment’sNotice:IndonesianMaidsWriteonTheirLivesAbroad），出版于2019年，作者为现任法国东南亚中心（CentreAsieDuSud-Est）副研究员的贾法尔·苏里约蒙戈洛（JafarSuryomenggolo）。本书收录、编译了23篇印尼女性移工的短篇小说，这是目前所知唯一一部全部由印尼外佣撰写的英文小说集。那些在周日成群结队出现在香港中环和台北车站的女性，她们创作的时候，会写什么 呢？她们会深思哪些话题呢？雇主的家、出轨的留守丈夫、同性恋爱、对阶级隐约的点评……绝大部分读者大概从未读到过这些。两年后，贾法尔展开了对印尼女工从1980年代以来写作的研究，出版了专著《印尼女性写作中的无畏直言：全球南方的工人阶级女性主义》（FearlessSpeechinIndonesianWomen’sWriting:Working-ClassFeminismfromtheGlobalSouth）。本书入围2022年欧洲东南亚协会最佳社科类图书决选名单。这两本书都关注印尼女性劳工的个人书写，需要留意的是，不论是工厂，还是外籍雇主的家，都不是安全友好的写作环境。但只要她们拿起笔，她们就是创作者和呼号者，当她们发出声音，谁也不能忽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先阅读短篇小说集《随时待 命：印尼女佣笔下的海外生活》，再阅读贾法尔的专著《印尼女性写作中的无畏直言：全球南方的工人阶级女性主义》。 聚焦于亚洲相关书籍评论的《亚洲书评》（AsianReviewofBooks）于2019年发表了蒂姆·汉尼根（TimHannigan）对《随时待命》的书评。汉尼根本人也是作家，其主要作品有入围了博德曼—塔斯克山岳文学奖（BoardmanTaskerPrize）的《兴都库什谋杀案（MurderintheHinduKush）》和荣获2013年约翰·布鲁克斯奖（JohnBrooksAward）的《莱佛士与英国入侵爪哇（RafflesandtheBritishInvasionofJava）》等。书评全文编译如下： 每年，数以万计印度尼西亚劳工前往海外工作，其中女性占比超过70%。支撑这一醒目数字的原因很简单：周边更加富裕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对印尼女佣的需求相当旺盛。在香港注册的外籍家庭佣工中，约45％来自印尼，在新加坡，这个数字是60％。在印尼媒体报道中，经常能看到外佣遭受其雇主或“黑中介”剥削和虐待的可怖故事。当这些故事牵涉到邻国时，愤怒情绪往往流露出好战的民族主义色彩。在这些故事中，诸如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工作者、学者等角色被默认为一定会出现，并为外劳佣工们发声。毕竟，她们是典型的“底层”（subaltern）：贫困，受教育程度较低，来自农村，女性。 在香港的印尼女性劳工（图片来源：WikimediaCommons） 在此背景下，《随时待命：印尼女佣笔下的海外生活》一书十分独特——本书不是由人类学家或记者收集的证言，而是外佣为自己发声。这些短篇小说全部由曾经或至今仍在工作的外佣撰写。它们的写作基于某种程度上的个人经验，又或多或少地经过了想象的过滤。这本由贾法尔编辑和翻译的文集有23个故事，分为“雇—佣关系”、“爱与性”、“兼 职”和“家庭”四个主题。与其他由不同作家作品组成的文集一样，这些作品的质量和关注点各不相同，但行文和结构都很娴熟，其中最好的作品非常成熟、独特和感人。有些故事的主题和情境比较明显。拉特娜·卡鲁迪纳（RatnaKhaerudina）的《苏茜（Susi）》描述了随意终止合同的不公正行为。诺埃娜·法兹拉（NoenaFadzila）的《我爱你的女儿》描述了当雇主将养育责任委托给外人时不可避免的情绪波动。巴尤·因萨尼（BayuInsani）的 《比利和我》则讲述了一位天真的年轻女子与一位富有的追求者的浪漫故事，可以预料，这个故事以泪水告终。 但另一些故事则有些出乎意料。也许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编辑，书中的前两篇文章——梅加·弗里斯汀（MegaVristian）的《玉镯》1和玛丽亚·博·尼奥克（MariaBoNiok） 1（《玉镯》全文可在“亚洲书评”读到：https://asianreviewofbooks.com/content/at-a-moments-notice-indonesian-maids-write-on-their-lives-abroad-edited-by-jafar-suryomenggolo/ 的《A，Ne，Ge！》颠覆了移民工人在严酷虐待环境中的陈词滥调，描绘了幸福的结局和温暖的雇主—佣工关系。虽然大多数故事，无论以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叙述，都聚焦于移民工人视角，但苏茜·乌托莫（SusieUtomo）的《我家的两个老板》和伊达·莱汉（IdaRaihan）的《嫉妒》则从雇主的角度出发，在这两个故事中，她们论述了惯常的权力关系即使没有完全逆转，也肯定是异常复杂的。 文集中的作品有些共同点。比如很多故事提到了主角受雇的居家面积。一套公寓可能“相对较小，只有70平米”，这个空间“只需要大约两小时就可以打扫干净”；或者它可 能“很大，有150平米——我想，这对于一个人来说太大了。”女佣通常不被看成“职业”，也不是“行当”。但是“非技术移民（unskilledmigrant）”这个术语太过简化和贬义。对公寓大小和清洁时间的记录反映了她们的职业关注，就像任何其他工人可能评论特定工作场所的优缺点一样。 另一个常见的主题是留守在爪哇村庄里无能、不忠的丈夫或未婚夫。即使收入微薄，外佣们仍然在工作中获得了某种“跨国的自由”，这挑战了单纯由经济绝望驱动移民的一般认知。还有几篇故事，比如朱瓦娜（Juwanna）的《土耳其面纱》和卡琳·毛拉纳（KarinMaulana）的《萨史米莎（Sasmitha）》，都回应了一个常见的印尼主题，即持续的幸福与穿戴穆斯林头巾的关联。当然，这个观点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伊达·莱汉的《桑迪和我》，开篇看起来似乎与前面提到的《土耳其面纱》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探讨了香港的印尼女佣间的同性关系文化。主角拒绝了同为女仆的爱人，告诉她自己想要“回归作为女人的本性”，回到自己在印尼的丈夫身边。她逃向一座清真寺，却被告知这不是“像你这样的女人”的去处。悲剧的高潮明显暗示了她的想法发生了变化——尽管为时已晚。 书中最为原创、精美的两篇作品是利克·基斯马瓦蒂（LikKismasawati）的《画鸟》和艾蒂克·朱维塔（EtikJuwita）的《我不是耶姆》。《画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超现实故事，一开始看起来像是一个与本地男人发生性接触的故事，但很快变得愈来愈神秘。《我不是耶姆》出现在“家庭”部分，讲述了海外务工后归国之旅的最后一程，一群回国的女工不是被外国雇主和流氓机构欺负，而是被印尼小巴司机和他们的同伙蒙骗。这趟从机场到家乡的旅程似乎永无止境，有时甚至似乎将女性带离了目的地。虽然主角机智地躲过了最糟糕的骗局，但她无力保护她的同伴，同时被一位曾经的外劳耸人听闻的轶事所折磨。模糊却又打动人心的结局，意味着归乡绝不是简单的浪漫旅程。 读者阅读时可能会不时想到故事之外的问题。比如这些故事的创作机制是什么？它们最初在哪里发表？它们代表了某种文学趋势吗？在书的最后，编辑写了一篇简短的文章，回应了其中一些问题：确实出现了“移民文学作品大爆发”，本书的大部分作品最初出现在印尼语文集中，其中一些特别关注移民劳工的故事。如果这篇编者记出现在全书开篇，可能会提供一些有用的背景，然而，将故事本身放在前面才是最明智的，因为它们能够作为文学作品自立，而不是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有机会自由地写作，为读者带来愉悦，无疑是能动性的终极形式之一。本书的编辑和出版社颇有眼力地发掘并认可了印尼女性移工的能动性，值得称赞。 （英文原文见https://asianreviewofbooks.com/content/at-a-moments-notice-indonesian- maids-write-on-their-lives-abroad-edited-by-jafar-suryomenggolo/，本文为开放获取。） 德国专注跨学科亚洲研究的期刊《亚洲研究国际季刊》（InternationalQuarterlyforAsianStudies）于2022年发表了对《印尼女性写作中的无畏直言：全球南方的工人阶级女性主义》的书评。作者西尔维亚·马亚萨里-霍夫特（SilviaMayasari-Hoffert）系法兰克福大学东南亚研究系讲师。书评全文编译如下： 本书聚焦于鲜为人知的印度尼西亚女性劳工的写作，对弱势女性在全球化的阴影下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批判性解读。全书的分析基于这些女性劳工的法律文件、个人叙述、散文和短篇小说，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展开讨论。贾法尔认为，这一视角“让读者看到并深入理解在男性主导的关于生活和工作的主流观念中被忽视的问题”（第7页）。因此，本书为发展中国家女性劳工研究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 在这项细致入微的研究中，贾法尔描绘了对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女性的生动写照。在个体的述说中，本书详述了女工个人的故事经历，并尝试将它们联系起来，帮助读者了解自20世纪70年代末印尼工业政策实施以来，在被广为宣传的“经济奇迹”之下，女性劳动者的挣扎。通过呈现这些个体经历，作者揭示了在资本主义转变为其最具侵略性的形态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女性如何反思劳动剥削和性别歧视。这些经历与反思集结成此书，讲述了底层女性劳动者的故事——她们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限制中，成功地表达出自己的委屈与愤懑。本书呈现了她们的经历、愿望，以及个人生活中的日常挑战。全书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有两章，每章都包括工人阶级女性写作的节选。 第一部分题为“挑战威权统治（DefyingAuthoritarianRule）”，深入探讨了新秩序政权（译注：指苏哈托执政时期）的剥削性劳工政策以及时常借助军队镇压工会的高压手段。第一章主要基于雅加达一位饮料公司工会领袖伊达·伊里安蒂（IdaIrianti）于1987年写的一份答辩状展开讨论。答辩状（pledoi或pembelaan）是用于法庭辩护的文件。本章将伊达的经历描述为“女性劳工活动家的最好例证”（第48页）。同样，第二章收录了一篇长达25页的（原本是私人的）文章，写于1993年，作者为梅皮·多里亚蒂·恩平（MeppyDoryatiEmping）。文章记述了她在泗水的一家鞋厂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以及军方为让工人保持沉默而进行的干预。在新秩序政权令人窒息的监控下，伊里安蒂的答辩状和恩平的文章不仅勇气可嘉，而且，借用贾法尔的说法，“具有明显的政治性”（第48页）。相比于1993年曾轰动一时的女工会活动者惨遭杀害的“玛西娜案（Marsinahcase）”，这两个案例鲜为人知。收录它们有助于读者认识到在新秩序政权（1966-1998）下，女性劳动者受到的残酷剥削。 第二部分题为“协商新自由主义（NegotiatingNeoliberalism）”，收录的作品来自 1998年新秩序政权结束后，在新自由主义这一全球新权力结构的挑战下，为社会公正而斗争 的女性劳工。第三章强调了许多印尼女性劳工面临性骚扰的事实，但大多数人不愿举报，主要是因为“耻辱政治”（malu）和害怕失去工作。这一章讨论了几位女性劳工如何记录自己遭受性骚扰的个人故事，以及如何获得“跨厂工人联合会（FederasiBuruhLintasPabrik）”的支持。第四章主要聚焦于一位单身母亲为争取生育保护（maternityprotection）而写的文章。这一部分的两章都阐述了女性劳工在后威权时期，为争取更安全的工作场所的斗争。 在题为“解放自我（LiberatingSelf）”的最后一部分中，贾法尔聚焦于在香港的印尼移民劳工。第五章收录了由里尼·维迪亚瓦蒂（RiniWi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