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专题报告 2023年08月07日 从“四个维度”探索重构中国经济研究的新范式 ——基于“百年变局”和“库恩不可通约性” 核心内容:分析师 •全球和中国经济稳态的下降:近年来全球和中国投资者发现过去相对平稳的周期性规律越来越不稳定,而且经济数据之间往往出现互相矛盾,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研究宏观经济需要从周期规律出发来进行经济预测和政策判断,全球和中国经济稳态的下降造成经济预测和政策判断的难度显著上升,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市场预期出现紊乱。 •百年变局与刻舟求剑:当前全球正在面临百年变局,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导致很多以往有效的规律和成熟的经验失灵,因此简单从历史经验出发去做类比、预测或者甚至在政策层面照抄历史经验,往往会犯下刻舟求剑的错误。 •新范式与不可通约性:托马斯库恩是二战之后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在著名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范式”的概念。他认为科学革命就是一种新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的变革,在用范式论述科学革命的过程中,他借用了数学中的“不可通约性”概念来描述新旧范式之间的颠覆性变化。 •四个维度重构中国经济研究的新范式:基于百年变局和库恩不可通约性,我们尝试从“周期、增长、经济和中国”这四个维度重新构建中国经济研究的范式,核心内容是要跳出传统的短周期视角/需求增长视角/狭隘经济视角/中国内部视角,从长周期视角/供给侧增长视角/社会政治视角/全球视角来审视和分析中国经济。 百年大变局对全球所有政策制定者和学者都是全新的课题,在此背景下探索和重建中国经济的研究新范式需要时间的长期磨砺和实践的反复验证。鉴于新旧范式的不可通约性,在重塑新范式的过程中必然有各种观点和思想的激烈碰撞,所有参与者要有广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思想才能有所突破。 章俊 :010-80928096 :zhangjun_yj@chinastock.com.cn 分析师登记编码:S0130523070003 风险提示: 1.政策理解不到位 2.周期波动超预期 一、百年变局下的全球经济和政策困局 近年来全球和中国投资者会发现过去相对平稳的周期性规律越来越不稳定,而且经济数据之间往往出现互相矛盾,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研究宏观经济需要从周期规律出发来进行经济预测和政策判断,全球和中国经济稳态的下降造成经济预测和政策判断的难度显著上升,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市场预期出现紊乱。 稳态下降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当前全球正在面临百年变局,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导致很多以往有效的规律和成熟的经验失灵,因此简单从历史经验出发去做类比、预测或者甚至在政策层面照抄历史经验,往往会犯下刻舟求剑的错误。 举一个近期的典型例子,英国前首相特拉斯仅仅执政45天,成为英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短的首相。特拉斯上台之后,面对高通胀低增长的经济困局,希望模仿她的偶像撒奇尔夫人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但新自由主义改革背后的涓滴经济学原理,是通过大幅减税和大规模私有化让大企业和富裕阶层先获益来促进投资和消费,进而惠及中低收入阶层。“涓滴经济学”关注的是如何把经济蛋糕做大,而不是如何去分配已有的蛋糕,但她忘掉了当下的英国经济与40年前完全不同。首先,英国政府债务水平是40年前的将近 3倍,无法支持大规模减税。投资者担心该计划将导致英国债务膨胀和通胀螺旋上升,最终导致经济崩溃。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投资者用脚投票导致英国国债市场崩溃和大量投资于国债的养老金暴雷。其次,在过去40年英国贫富差距显著增大,普通民众也无法容忍针对大企业和富人的大规模减税政策。英国国内民粹主义泛滥放大了阶层对立,无法为涓滴经济学政策的实施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很明显,特拉斯在面对全年百年变局,在政策层面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 图1:英国:收入不平等:前10%人群的收入份额(%)图2:公共部门债务占GDP比重:一般政府债务:英国(%)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二、新范式与库恩不可通约性 托马斯库恩是二战之后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在他著名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范式”的概念。库恩指出:“按既定的用法,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是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这些东西在心理上形成科学家的共同信念”。 在库恩看来,由于科学家总是趋向于保留旧的范式,危机的标志就是旧的科学范式在科学家的改造之下发生各种变形,出现各种各样相互冲突的解释。这时,科学革命的时机就到来了。他认为科学革命就是一种新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的变革,在用范式论述科学革命的过程中,他借用了数学中的“不可通约性”概念(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希帕索斯发现等腰直角三角形的直角边与其斜边不可通约)来描述新旧范式之间的颠覆性变化。 我们尝试借用托马斯库恩的“范式”概念和“不可通约”属性来重新构建中国经济研究的框架。考虑到中国目前所面对的百年大变局挑战,研究中国经济的新旧范式之间必然存在颠覆性变化。 三、建立在百年变局和库恩不可通约性上的中国经济研究新范式 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后数十年高速经济增,面临了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以及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问题持续存在,导致宏观政策有效性下降。外部环境在百年大变局下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各种变量在长期的量变过程中已经开始引发质变。因此,如果沿用旧有的研究框架来研究分析中国经济已经无法解释当下,更不可能预测未来。 基于百年变局和库恩不可通约性,我们尝试从“周期、增长、经济和中国”这四个维度重新构建中国经济研究的新范式,核心内容是要跳出传统的短周期视角/需求增长视角/狭隘经济视角/中国内部视角,从长周期视角/供给侧增长视角/社会政治视角/全球视角来审视和分析中国经济。 图3:全球商品贸易/GDP和全球OFDI/GDP(%)图4:中国15-64人口占比人口和GDP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第一维度:跳出“周期”看“周期”:跳出短周期,从长周期视角看中国 经济基于内在的运行逻辑,在一段时间内会呈现周期性运动规律。根据周期的时间跨度可以分为短周期和长周期。短周期中最受经济分析人士关注的是3年左右的库存周期 (基钦周期)和10年左右的设备更新周期(朱格拉周期),特别是前者与宏观政策和资 本市场波动高度相关。而长周期则是对应20年左右的地产周期(库兹涅茨周期)、50-60年的技术进步周期(康波周期)、60年的人口周期,以及桥水资本达里奥提出的长达百年的国家长债务周期。这些长周期虽然至关重要,但因为变化缓慢,因此往往被定义为灰犀牛因素。 在一个50年左右的长周期内,大部分时间是短周期(库存、设备更新)主导经济和市场的波动。但当长周期进入尾声时,作为灰犀牛存在的长周期因素会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并导致短周期的规律性会变得极其不稳定。普通投资者日常更多关注短周期因素对经济周期的扰动,忽视甚至忘却长周期力量的存在。因此在进入长周期尾声阶段,往往会因为短周期波动失去规律性而失去方向感。其实很多当下全球和中国很多短期问题的根源更多是来自中长期因素力量的增强,从而导致关注中短周期的宏观研究框架出现失灵。所以我们的研究视角应该跳出短周期,更多关注长周期因素。百年变局和中国背后是长周期力量的增强 •全球经济系统性风险上升:全球经济增长在08年次贷危机之后明显增长乏力。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交替复苏带动全球经济蹒跚前行,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当全球化分工无法继续做大经济,民粹主义势力明显增强,导致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放缓甚至局部逆转。 •中国经济增长中枢下移:中国经济中枢持续下台阶,传统的投资和出口驱动增长模式对经济拉动作用明显下降,特别是基建和地产周期性波动节奏出现紊乱,政策传导效应明显滞后和减弱。这些现象背后是中国人口周期、地产周期、债务周期,以及外部的全球化周期都出现了趋势性变化,这些长期因素的共振导致短周期规律(例如库存周期)的稳定性下降。 •跨周期调节和结构性改革:在逆周期调节基础上,中央在2020年首次提出宏观政策要跨周期调节,目的就是在短周期波动加大的背景下,通过提高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来提升政策的有效性。但长周期变化并非简单货币财政政策所能应对,未来更多需要有赖于深化结构性改革。 图5:全球商品贸易/GDP和全球OFDI/GDP图6:中国15-64人口占比人口和GDP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第二维度:跳出“增长”看“增长”:跳出需求侧增长,从供给侧视角看增长 •海外政策增长政策困境:自从上世纪30年代大衰退之后,伴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凯恩斯试图通过逆周期政策来熨平经济周期。虽然需求管理理论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也引起了正常经济周期的紊乱,由此引发了新的滞胀难题。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和供给学派的推动下,英美推行了以小政府、大市场为特征的经济改革,大规模减税并推动私有化,并由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华盛顿共识”向全球新兴市场国家推广。08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凯恩斯主义又大行其道。各国宏观政策过度依赖三驾马车为代表的需求侧管理,但货币超发导致债务增长有失控的风险。贫富差距扩大和民粹主义上升令政策又无法回到80年代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方向,因此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都陷入了极端的政策困境。 •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减法和加法:08年之后,中国在需求侧刺激方面也出台了大量的政策。但伴随着中国人口红利下降和城镇化进程放缓,以基建和房地产周期性交替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也出现问题,例如工业产能过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房地产结构性泡沫等都成为重要的宏观风险。。中央在2015年首次提出“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改革,但主要是在供给侧做减法,体现为“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方面取得较大成果,但在给供给侧加法的“降成本”和“补短板”方面进展有限。 去年以来,中央多次指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内需疲软,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战略要更多跳出需求侧,更多从供给侧思考问题。2020年的《2035远景规划》中提出了深化供给侧改革的方向: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在目前需求无法有效拉动供给的背景下,要更多考虑如何从供给端创造需求。 •投资和消费都可以从供给端发力:传统基建和房地产对中国投资内需的拉动已经逐步降低,但中国已经在供给端开始发力做加法,目前中国在新能源和数字经济方面已经形成规划化和产业化,并全球范围内形成领先优势。例如,新能源已经初步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从上游的新能源发电组件设备、到下游的新能源电池、汽车、充电桩等,带动了国内相关的数万亿的投资和消费,并形成了规模化出口。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超过40万亿,全球范围内仅次于美国,未来衍生出新业态和新模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支柱。 此外,当下中国消费疲软一方面是由于短期内经济下行压力导致家庭对未来就业和收入前景更为谨慎,另一方面更多是源自于民生方面的预防性储蓄居高不下。大规模增加民生相关领域投资例如教育、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都可以在短期内起到拉动投资、改善就业和增加收入的效果,并在长期内起到降低预防性储蓄,让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并且敢消费。 图7:世界银行(基尼系数)图8:中国可再生能源 资料来源:WorldBank,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第三维度:跳出“经济”看“经济”:跳出狭隘纯经济视角,从经济社会政治 全视角看经济 经济学的源头和异化:经济学最早是脱胎于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是源自于古代政治学和哲学,例如亚里士多德诸多关于经济的研究是出自他那本著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