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中的关系性

专题序言 重视全球治理中的“关系性”，是从中国本土学术资源中借用概念工具，进而构建知识体系的重要尝试，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本土理念和实践对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生成性作用。本期学科动态以全球治理中的关系性为主题，探讨了关系性及相关概念对丰富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价值，采用关系性路径分析了中国外交政策中的核心理念及其现实表现，并从关系性视角展示了对“东盟中心地位”和日本对外基础设施投资策略等议题的讨论。 本期目录 1.TamaraTrownsell,NavnitaChadhaBehera,andGiorgioShani,“IntroductiontotheSpecialIssue:PluriversalRelationality,”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Vol.48,No.S5,2022. 2.Chih-yuShih,“RoleandRelationinConfucianIR:RelatingtoStrangersintheStatesofNature,”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Vol.48,No.S5,2022. 3.HidetakaYoshimatsu,“RationalityandRelationality:ASocio-CulturalPerspectiveonJapan’sStrategyforInfrastructureInvestment,”AsianStudiesReview,forthcoming. 4.VanJackson,“RelationalPeaceversusPacificPrimacy:ConfiguringUSStrategyforAsia’sRegionalOrder,”AsianPolitics&Policy,Vol.15,No.1,2023. 5.JoshuaEisenman,“LocatingAfricainChina’sCommunityofSharedFutureforMankind:ARelationalApproach,”JournalofInternationalDevelopment,Vo.35,No.1,2023. 6.田诗慧、郑先武：《关系性权力与亚太海洋安全合作“东盟中心地位”构建》， 《当代亚太》，2022年第6期。 本期审校 陈兆源、杨嘉豪 No.1 TamaraTrownsell,NavnitaChadhaBehera,andGiorgioShani 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 Vol.48,No.S5,2022. “IntroductiontotheSpecialIssue:PluriversalRelationality” 《特刊导论：多元宇宙的关系性》 本文是《国际研究评论》的一篇特刊文章。关系性（Relationality）根植于日常生活中，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别人以及别人如何看待我们。本期特刊聚焦于两大挑战：首先，如果在本体论上基于“联系先于实体”来构想关系性会发生什么？其次，通过展示不同的多元主义传统如何看待关系性，使国际关系中关系性思维的来源多元化。关系性思维来源的多元化将丰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地缘文化表征，并为生成能够更好地应对当今世界复杂性的更细致的概念工具提供重要基线。本文内容包括非/后西方语境下的全球国关理论（GlobalIR）的关系主义转向、什么是多元关系主义，以及多元关系主义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影响。 在过去的25年中，国际关系学科经历了两大转向。一是从“物质主义” （Substantialism）向“关系主义”（Relationality）的转向，二是后西方主义的迅速发展。物质主义指某种物质（事物、存在、本质）的概念，构成了所有分析的单元。而关系主义则侧重于“动态展开的关系，拒绝从实体分析中产生的单元的具体化”。关系主义者和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一样，摒弃了结构主义分析，认为关系主义的分析可以将重点放在社会行动者的构建和再现社会之间的“配置联 系”上。近年来，后殖民和非殖民方法论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新的假设，这些方法强调国际关系的批判性方法，反对建立在西方哲学历史传统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假设。本特刊试图通过多元化关系性思维来源为国际关系中的“关系转变”做出贡献。总的来说，这些关系是不同的，构成了许多纠缠的宇宙，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宇宙”。 特刊中使用的多元关系性在三个方面突破了国际关系学科中现有的关系性概念。首先，关系性是实践存在的方式，因此关系方式消除了“存在—知道—做”之间的分析。其次，多元关系是多维的，因此关系框架考察了人类、非人类和宇宙三个维度的关系。再次，多元关系是三元复数的。本特刊试图在元理论（Meta- theoretical）层面引入关系性概念，讨论不同本体论假设如何产生独特的自然哲学。讨论关系性的本体论就必须考虑“区分（separation）”和“相互联系 （interconnection）”本体论基于对存在的理解，即每一种存在都代表着创造和理解世界的潜在独特方式，这种区别不是绝对的，可能存在其它类型和等级的存在承诺，形成一个连续体，期间有许多层次、分离和相互联系。 本期特刊展示了多位作者基于不同的多元传统下，互联的存在承诺是如何影响国际关系研究的。尽管这些研究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了考察，但这些研究都共同基于了同一个观点，即：人类和人类以外的世界是相互联系的。多元关系学的世界观是普适性的，如佛法、儒家等思想。正如儒家思想所表达：“所有的人都是彼此相关的，不是因为他们有相同的血统，而是因为他们的和谐共存体现了天地孕育生命的多样性。”多元性概念源于本体论承诺，多元性承认非西方宇宙学的本质。比如MorganBrigg等人的研究表明澳大利亚土著政治理论中同样包含对破坏性暴力的认知。本期特刊中的大多数作者都在此基础上，对多元关系理论进 行了阐述，并且将认识和存在的关系方式视为“概念”的风险，并且强调“关系” （relation）并不等同于“关系性”（relationality）。关系主义框架强调培养各种联系、共存和合作方式的重要性、提供了以不同方式研究国际关系的颠覆性和替代性途径。 关系主义将如何改进全球国际关系？首先是揭开全球国际关系沉默的过去，理解国际关系的本体论、宇宙学及其历史。关系主义帮助削弱“殖民地权力矩阵”对国际关系学产生持久影响，通过揭开全球国际关系学沉默的过去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其重要性，从而增进世界对全球国际关系的影响。其次是弥补裂痕，消除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以基于阴阳的中国中庸辩证法为例，新关系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打碎了笛卡尔式的二元论思维，同时还冲击了殖民体系下的等级制度。 编译：孟思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No.2 Chih-yuShih 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 Vol.48,No.S5,2022. “RoleandRelationinConfucianIR:RelatingtoStrangersintheStatesofNature” 《儒家国际关系中的角色与关系：自然状态下与陌生人的关系》 东西方世界对于“关系”这一概念都有各自的理解，因而也存在不同的“关系理论”。“关系理论”与国关领域中的另一种理论——“角色理论”在认识论方面存在很多共同点，然而当下的国关理论研究尚未将这二者统一起来。本文运用角色理论，试图弥合儒家视角下的关系概念与西方文明中的关系概念间的差距，这两种文明都将其他行为体视为“陌生人”。在角色理论的支持下，本文对于关系性的比较分析主要集中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关系上：事先基于规则的关系和随机应变的关系。这两种关系的文化背景差异部分解释了“关系宇宙”的多元性以及对陌生人的认知方式，角色理论则是连接这些看似不可调和的关系宇宙的一种途径。文章通过分析朝鲜外交政策，试图论证关系理论与角色理论间有机统一的价值。 文章首先讨论了东西方关系思想中两种不同的先验关系（自然状态）：西方的“自然权利”与儒家的“天下理论”。在自然权利理论中，所有行为体都被自然赋予了同等的权利，这种自然权利必须得到保护。因此西方的使命是尊重陌生人同样拥有的人性。如果他们没有这种人性，则将他们社会化；儒家思想中的“天下”概念则是，道德秩序是建立在人类对亲人的自然之爱之上的，所有人都可以 在天子的统治下成为兄弟，因而社会上也就没有所谓“陌生人”。“陌生人”仅存在于人的内心中，并且“陌生人”的存在是一种政治不正确。儒家要求人们追求“仁”并进行自我约束，从而驯服每个人内心中的“陌生人”。因此儒家的使命是增强陌生人的利益。作者认为，“送礼”是探索儒家关系中相互认同角色的方式。这种“礼物”可以是参与联合制裁、安排零利率贷款、降低关税、放弃制裁、派出亲善大使、发出邀请、颁发勋章、发送慰问、分享疫情信息、让步等。既有象征性的，也有物质上的。 图：两种自然状态的关系和作用 其次，文章对儒家的关系进行了定义，并分析了儒家关系的作用。作者指出，“关系”是用来表示行为体如何想象他们彼此之间的象征性与相似性（在起源、亲属关系、国籍、种族、居住地、宗教、文化、意识形态、联盟、兴趣、 母校、工作等方面）的概念。专注于异化和陌生感的儒家关系可以在以下三个 方面为关系的多元化做出额外的贡献。首先，当一个强大的国家寻求一个弱小国家的认可，以表明前者的社会化能力时，即使是一个弱小国家的关系认同也可以得到特权；其次，当现有规则规范无法实行时，各国可以暂时优先考虑制定规则；第三，在特定环境中制定规则传达的可能不是成功的社会化对先前社会规范的影响，而是自身为赢得那些努力使自己社会化的人的支持采取的权宜之计。 再次，文章指出儒家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面临异化。由于儒家的关系思想假定一切都是有联系的，因此儒学倾向于在国际关系中事先避免隔阂，目的是使所有人之间都能相互接受。儒家的人际关系包括分析被认知/错误认知的陌生人之间的互动，以及被认知角色熟人间的互动，这是由即兴关系的水平来定义的，而不是事先同意的规则和规范。儒家的外交政策是通过“送礼”进行社交实践，其目的是： 1）确保自身角色被不同的行为体接受； 2）允许所有行为体都去追求自身利益，而不必担心相互疏远； 3）做好在面对利益冲突时进行友好谈判的准备。 作者指出，由于儒家关系偏向于恢复、强化并提升角色间的关系，而西方国际关系则希望新加入者成为社会化共识的拥趸，因此发挥多边作用的目的是平息其他国家对中国以自我为中心的警惕，并展示其社会化能力。然而，随着自然权利已经演变成西方的关系习惯，迫使所有国家关心人权，无论其具体关系或身份如何，中国无法避免执行多边规则以符合西方国家最低限度的期望。中国陷入了“站在一边以赢得接受”和“避免站在一边以保持与所有人的联系”之间的困境，这一点在中朝关系中有所体现。 最后，文章解释了朝鲜为何寻求认可而非权力，以及它为何使用角色扮演而非结盟策略来说明儒家国际关系的贡献。作者归纳出朝鲜优先发展的五种关系，分别是： 1）与美国霸权的关系； 2）与日本殖民的关系； 3）与主体思想的关系； 4）与韩国同胞的关系； 5）与中国同志的关系。 文章选取了朝韩、朝中以及朝美三个案例，分别分析了朝鲜如何在不同的场景下，面对不同国家，通过对自身角色定位的灵活转变以及“送礼”行为与其建立关系的。作者指出，面对韩国，朝鲜的策略是与其建立友好关系，“确保自身角色能被不同行为体接受”；面对中国，由于存在紧密历史联系，朝鲜只需扮演谦卑的角色便可以“放心追求自身战略目标而不必担心与中国的关系产生破裂”；面对美国，朝鲜虽然与其存在利益冲突，但亦能利用韩国作为中间人“与其进行友好谈判”。 本文的结论是：从儒家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看，任何国家拥有一定角色关系比坚持扮演某种角色更重要。 编译：苏山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No.3 HidetakaYoshimatsuAsianStudiesReviewForthcoming “Rati